新版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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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试试看。”我转身往试衣间走，那个叫emily的售货员捧住衣服裤子跟在我的身后提醒我：“陈小姐，衣服会很大哦！”
五分钟后，我在试衣间里一言不发地盯住镜子里的自己，然后笑得蹲到了地上。想象卓别林电影里的孤儿造型，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没办法，我只能忍痛割爱把衣服交还给emily，然后又开始埋头苦干。
买衣服可不能像谈恋爱似的一味认死理，看上一个人就跟他（她）死磕。我的购物理念完全和我的恋爱观背道而驰。比如眼下，很快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john galliano的一件丝质shirtdress。发旧的老报纸的颜色，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画组成的图案。我仔细一看，就是一份完整的报纸的内容。我兴奋得把杨丽叫来：“我把它买下来吧。这样被记者拍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好奇地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不得体的英文内容。这么多字，还不得把他们累晕？”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省吧。
于是，第二件看上的衣服又没买成。
写到这里，我不禁停下来感慨一番，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条裙子一根皮带给我的快乐满足不亚于功成名就。买高，谁说购物无聊？它竟然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啊！
十六、记者“生涯”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
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我们到达杰拉什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
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
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摇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十七、生色俱厉地用英语吵架
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不久，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这时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又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对对对，你们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
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
十八、“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十九、同事窦文涛
文涛、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几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涛的话说：
“和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
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