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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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说。”
我同意樊庆元的看法，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策划会的结论是，让杨钰莹着重就成长历程、成名前后、情感经历和复出心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回避关键问题，但也不会直奔“隐私”。如果，访谈只围绕跑车、婚姻合同一类的话，节目就显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采访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进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静静的适合拍摄。
当杨钰莹的车子开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车上。杨钰莹乘坐的是一辆深绿色的奔驰，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红色跑车。和出道时相比，杨钰莹的外形没什么变化，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一样。也许是头天晚上通宵拍摄MTV的原因，她看起来略显疲惫。
“我才知道你原来叫杨岗丽，我一直以为杨钰莹就是你的本名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不过，杨岗丽也很好听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每次采访的开场白至关重要。
“你不觉得杨岗丽是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吗？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岗岗，这是我的小名。一听到岗岗，我就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只有我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才这么叫我。这个名字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我。”
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两个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层薄纱，我知道，那个问题不谈，这层纱就捅不破。于是，我相当委婉地问她：“当初你淡出歌坛是否和一段感情有关？”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二十四、与观众间的趣事
1
文涛来凤凰之前，是广东电台颇有名气的主持人。文涛的口才我早已领教，倒是电视图像让我一直忽略了他的声音，音色明亮、饱满，但并不是浑厚圆润得高不可攀。大概就是凭借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文涛在广州时就有了一堆追星族，常常有不少女听众寄来表示爱慕的信件。文涛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言简意赅：
文涛：我要到广州和你合体。
文涛为此心猿意马了好几天。
2
1997年我在昆明举行观众见面会。会场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排起了长队要我在宣传照片上签名。那天签字签得手都软了，但观众的热情和礼貌实在令我感动。每签一张照片，我都会和观众握握手，并且由衷地说声：“谢谢。”
观众也很客气，都笑笑地回一句：“谢谢你。”
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然后格外认真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您。”
大爷看了看我，慢悠悠地说了句：“不客气。”
3
我在北京的化妆师跟我说过一件有趣的事。
台湾歌手周华健在成都开演唱会，听众反响强烈。于是，主办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周华健签名会，果然吸引了众多歌迷。可让周华健大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歌迷在请他签名之前，都要激动地说：
“周华健，我是李宗盛的歌迷。”
周华健不高兴了，找来主办方的人质问：“为什么你们安排李宗盛的歌迷来参加我的见面会？”
工作人员赶忙解释：“他们讲话有口音，他们说的是，周华健，我是你忠实的歌迷。”
4
911直播结束后，我仔细反思了自己的表现，觉得比较满意。周围的反馈也很好，认为我及时、冷静地报道了这一突发事件，既客观又有人情味。那一阵，我也颇为亢奋。911直播是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播，没有流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关注事件的发展，一点点接近真相。这样的直播，是空前的。
可网上似乎是另一番景象。
凤凰网的同事知道我从不进聊天室，特意搜集了网友们的意见，打印了厚厚的几十页纸，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飞快地翻了一遍，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有网友措辞激烈地抨击我：“竟然表现出了对911死难者的同情，美国炸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你难道忘了？”
我一生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和侮辱！同情在恐怖袭击中罹难的无辜百姓就是背叛中国人民？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忍着眼泪，把几十页纸上的近百封电子邮件又看了一遍。一位家住深圳的观众，在信中对我表达了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并在信尾大义凛然地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当时我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一看见这个号码，脑子一热，就抄起了电话。
但是，电话没人接。
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地拨那几个号码。
终于，电话通了。
“喂，你是×××吗？”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没征得他的同意，所以隐去了他的姓名。“你好，我是陈鲁豫。”这时我的火气已消了大半，人也平静下来了。
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可是吃惊不小：“我真没想到，你会给我回电话。”
“我请你收回信里的那些话。你凭什么说我同情911死难者就是不爱国？”
“对不起，我其实已经记不清当时给你写了些什么。语言有过激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我真是觉得意外，你会打电话给我。我给中央台黄健翔发过3封E－mail，他一直没理我。”
二十五、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
“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
“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
“Celine Dion。”
“请外国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5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14天的，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二十六、 结婚登记在香港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像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
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米的一个大厅，有20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阅读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
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
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候，办晚会是来不及了。”
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证件：“姆该（劳驾），我们来登记。”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
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
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
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