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于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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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教授知道如果她个人去宣讲“修养内心”，动员大众“返回内心”去过“内心安宁的生活”，就很难被大众接受，当然更无法登上电视的百家讲坛。
她完全可能像孔子一样四处碰壁，学说不被各国执政者接受，只得郁郁不得志地周游列国。
于丹教授不愧是一位“知名影视策划人”，经过一番策划，她用《论语》包装了自己，告诉大众是孔圣人要求你们返回内心去修养，不信请看我读《论语》的七项心得。
此法果然奏效，于丹教授不但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连讲了七天心得，而且她的这本仅有六万多字的心得一下子印了六十万册，签名售书还“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8）
她一下子成为了文化名人，一夜之间名利双收。
当大众将于丹教授的书纷纷购回家中读时，于教授嘴上还给大众读者一个甜甜的高帽子戴：“不是我个人的魅力，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信仰。
我看着读者，不亚于看着圣贤。”
（见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教授眼中的大众读者成了圣贤，那大众读者眼中的教授又该是什么？
该是被圣贤崇拜的顶级圣贤了。
这次策划，获利的是出版社和于丹教授。
对了，于教授除了获巨额稿酬，还获了大名呢！名气不亚于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等经常上央视的文化名人。
于丹教授一定捂着嘴偷乐呢，心想：这是一次多么成功的创意策划呀！ 受害的当然是大众读者了 于丹教授只从《论语》中取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边缘思想，不能代表《论语》的主要思想。
而她取的这一点儿有关“内心修养”的思想也是对孔子“内圣”与“外王”思想的割裂。
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爱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义的成分，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曾对古今中外启蒙思想家的反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孔子在教育、政治、哲学、伦理、经济等方面的论述中，都阐述了一些客观真理。
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最为成熟和发达的思想体系，然而于丹教授对此却没有一点儿心得和感想。
我在前面说过，于丹教授所理解的〃士〃是孔子〃突破〃前的旧概念，新的〃士〃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他们并不像于丹教授所说的那样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而是“道”的承担者。
他们自身的价值就在于像顾炎武所说的那样“明道救世”。
他们深知自己所坚守的“道”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还代表了积极入世、干预社会、安顿百姓、为民族谋福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社会的良知。
请这些〃士〃们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就是让社会的良知沉默、泯灭。
良知让知识分子们成为捍卫文化价值的群体，他们争取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社会的合理与公正。
于丹教授可能也受到〃退回内心〃的旧〃士〃的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从来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到过“合理”与“公正”这两个字眼。
她反而对“抱怨社会不公”颇有微词，她写道：“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
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按照于丹教授的引导，我们大众读者不但对不公正不能抱怨，反而要反躬自省。
于教授还写道：〃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于是于教授劝大众读者不要不平衡，不要有怨言，而应该〃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她埋怨我们：“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我们大众读者就连看外界太多都不行！ 并不是因为出现〃乍富的阶层〃，使我们大众〃越来越不满〃。
我们的不满是因为看到有许多人的“乍富”来得不公正，他们不是靠辛勤的劳动正当获利，而是靠腐败，靠权力，靠权钱交易而暴富起来。
莫非对于这些丑恶现象也不能抱怨吗？
也不能反对吗？
也要听之任之吗？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缩回自己的内心，听任不公正的现象恣意流行，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该沦落成什么样子！ 由于于丹教授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合理〃与〃公正〃的概念，所以即使对分配不合理的质疑也是于丹教授不想听到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9）
她写道：“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是什么呢？
往往是抱怨。
抱怨儿女顾不上自己，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了，现在你们都去忙了，连回家来看看都没有时间；抱怨社会分配不合理，说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一个月才拿几十元钱，你们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就挣三四千元钱，这对我们老干部公平吗？
〃 社会分配不合理是存在的，而今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的不断改善与健全，就是为了争取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
然而于丹教授对待分配不合理的态度是：〃如果老是在说这些东西，那么原来的所得就变成生命的一种隐痛，一种负累。
这时就需要朋友的开导，学着舍弃一些东西，这样也就远离了烦恼。”
〃小妮子〃于丹让大众读者舍弃！舍弃〃抱怨不合理〃的权利，舍弃争得分配正义的权利。
抱怨尚且不能，更不要去斗争了。
于丹教授是最反对斗争的，况且她还在《论语》中找到了根据，她写道：过了这个坎儿，就到了中年。
孔子说，人在这个阶段，〃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人到中年，家庭稳定了，职业稳定了，这个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谋求更好更大的空间，这就极易与他人产生矛盾和争斗，争斗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所以孔子提醒说，人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跟别人争斗。
你与其跟他人斗，不如跟自己斗，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
假如一个更好的职位最终没有选择你，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结交那种有平常心的朋友。
他会帮你看开暂时的得失，超脱利益的纠缠，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得精神的栖息地。
那么到晚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按照孔子的说法，叫〃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人老了，心态就容易走向平和，像罗素所说，湍急的河流冲过山峦，终于到了大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平缓和辽阔。
在这个时候，人要正确对待你得到的东西。
这里面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后，要学着用减法生活。
你从社会上收获友谊，收获金钱，收获情感，收获你的功勋，此时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就像是一个新家，逐渐被东西堆得满满当当一样。
你的心灵如果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
好一个于丹教授！你让我们中年不斗争，老年用减法舍弃所得。
我们怎样生活呢？
我们退回内心去修养，我们修养时吃什么喝什么？
我们喝西北风吗？
我们不食人间烟火吗？
我们真的修炼成仙成道了！ 我们提到物质生活了，对于于丹教授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于丹教授最鄙弃的就是物质生活了。
于丹教授该对我们这些大众读者嗤之以鼻了，该不再看我们“不亚于看圣贤”了！ 在于丹教授看来：〃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于丹教授在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要求我们大众读者〃安贫乐道〃，她认为坚持清贫的生活是一种美德。
她给我指出的最理想的生活是孔子的弟子颜回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她这样写颜回：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0）
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
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
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于丹这样写陶渊明：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
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是一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
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
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
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系领带，恭敬地去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
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我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奴仆，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请看，于丹教授给我们贫穷的〃寒士〃和弱势群体描绘了一幅怎样奇妙的解贫脱困的图画呀！那画上传递的全是〃调整心态〃、〃安贫乐道〃的符号信息。
这时该我们这些大众读者看着于丹教授，〃不亚于看着圣贤〃了。
这位圣贤像易中天教授所形容的那样穿着白衣白裙，圣洁而飘逸，她〃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向我们说起温暖的真理：“不与世无争，缩回自己的内心，调整好心态，安于贫穷的生活，就过上了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论语》的真谛，是《论语》告诉给每一个人的。”
于丹强调思想、信仰，忽略和轻视物质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有个性的心得。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这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头脚倒置的现象，就被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得体无完肤。
1877年6月，恩格思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
可是，人们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1）
马克思对此发问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他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于丹教授为什么在21世纪还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呢？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吗？
恩格斯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社会，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
为什么于丹教授让我不去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安于贫穷呢？
其实于丹教授屏弃物质利益的目的也并不是强调单纯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