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的诺曼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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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出嫁前,佐佐木娘家叮嘱再三,咱们可是规矩正统的日本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在咱家从来都是当大猫(老虎),可从今以后嫁给庄桑做媳妇,就得俯首称臣做小猫。只有外人欺侮庄桑时,你才能冲出去原形毕露,保护庄桑的生命财产。
佐佐木敦子昔为“日侨”今是华人,在三菱供职的弟弟要给姐姐买辆三菱。可庄敦子遵循妇道,知道夫君爱国第一,主动提议买辆“红旗”。庄宅附近的航空工业总公司辟出一个停车位,替“为国争过脸的人”交了4000块占地费。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自谦权力有限,特请庄先生挑个车号。盛情之下,老庄选了“京E…97868”,广东话叫“靠妻发又发”,意在感激家有仙妻使自己脱胎换骨,过上幸福生活。
年逾花甲的庄先生每天不辍,开着大“红旗”准时接送妻子去大和证券上班。庄敦子从摩天大厦俯瞰“的哥”群中的光头老庄不由辛酸,上班头一天就给夫君买了“大哥大”,免得老庄接她下班时,在寒风中翘首仰望。
四、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日本:透过舷窗看富士山(5)
1990年我在亚运会邂逅一位常到新华社买我照片的日本小妞,她美丽的名字Hirashima Yumi(平岛由美)和广岛发音十分相似,仿佛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这位横滨小妞还是北大师妹,喜欢瞪大双眼听我用北京土话漫无边际地神侃。我去海湾前她送我一个草编佛像,还有一只小蛤蟆。日语把蛤蟆念成“凯鲁”,与“回家”的发音一模一样。我在中东期间平岛常去我家照顾我妈,跟着我妈替我担惊受怕。
河野是我北大师兄,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以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河野和我并肩工作,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将此戏称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由于日本海部内阁派兵扫雷,日本记者的工作变得十分危险。为博得伊拉克人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建议我们尽量一起行动。
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被各国报纸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多方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匆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安曼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每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才再次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又坐进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每月他要将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却组织日本人在中国建了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日本政府主动为太平洋战争向各国道歉,这样做对亚洲各国都有好处。
五、小日本全盘西化,连走路都模仿英国走左侧
日本是一个热爱学习、精于模仿、做事认真的民族。200年来,日本顽强地坚持“脱亚入欧”,就像亚洲西端的彼得大帝,对家人拳打脚踢,坚持要在波罗的海打开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
日本的“脱亚入欧”历来矜持、彻底,“圣将”东乡平八郎、伊藤博文留英归来大展宏图,而其中国同学严复只能回家写书。大清国历来自视“上邦”,人才济济,对列强充其量也只是“西学为用”。与大清的昂首阔步截然不同,小日本全盘西化,要西就一直西到底,连走路都模仿英国走左侧。
说日本矜持大概是它文化根基不如大清深厚,在大是大非面前难免短视。最不该的是把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成“米国”,透着一股运自丹田的极端不屑。直到连挨两颗原子弹,才知道“米国”不“米”。与此相比,大清一上来就把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成“美国”,言简意赅显然是“美丽”、“美好”之国。如果按第一个音节本该把美国译成“阿国”,可见大清骨子里就知道孰重孰轻。同样和中国举案齐眉的还有“英国”(英吉利)、法国(法兰西)、德国(德意志),用的全是汉语中的好词,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列强。像意大利、俄罗斯都不配享受两个字的上邦待遇。至于没有国家的犹太,干脆双犬合成一个“犹”,难怪我的以色列女友Orit死缠着要把“犹太”改为“优太”。我还看过大清国翻译的以色列,叫“一赐乐业”,听其名就知道是神造的国家。
日本:透过舷窗看富士山(6)
老年间人穷志短、信息有限,许多外来词需经俄、日这两个“脱亚入欧”的二毛子批发周转。日本人说英语本来就发音奇特,加上他们管“信件”叫“手纸”,所以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干部”、“共产”等外来词就颇为可疑。
1847年马克思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munist League”,意思是“社员同盟”、“公社社员同盟”、“合作社社员同盟”或者“社区者同盟”。可日本人愣把它翻译成“共
产主义者同盟”并将其纲领翻译成《共产党宣言》。而马克思使用英语munist(复数munists)、德语Kommunist(复数Kommunisten)的含义里面只有“公社”,没有“共产”。这就像留法先驱把mune de Paris翻译成“巴黎公社”,而不是“巴黎共产”。1949年毛主席住进北京与世界直接沟通,开始把他领导的社会改革称为“人民公社”。
房地产大腕潘石屹在水关长城盖了一片西式大房子,取名叫“长城下的公社(mune by The Great Wall)”,还获得200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潘石屹的太太出身英国剑桥,他使用的mune和马克思1847年使用的是同一个字。
我的日本朋友讲英语普遍发音古怪,让我联想起清华、北大、北外的一些语言专业愿意到江浙一带特招说吴侬软语的学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1937年日本人才用英语取名字,那年取得最好的首推Canon相机。Canon的发音源于日语中的“菩萨”,用在光学产品上演绎成“佛光普照”。Canon的英文意思除了宗教,还有法律,全都是和世界接轨的顶级含义。
“松下”的英文名字原来叫National,后来觉得“民族”过于狭隘,于是模仿泛美航空(Pan America)改叫Panasonic。樱花(Sakura)更为民族,现在已经改叫Konica。
丰田汽车公司一向以英文“轿车(Car)”的字头“C”为轿车命名,以此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接轨。如世纪(Century)、皇冠(Crown)、光冠(Corona)、花冠(Corolla)、追击者(Chaser)、塞利卡(Celica)、卡利纳(Carina)、疾驰(Corsa)、克利西达(Cresida)……
全盘西化的日本人最近发现丰田TOYOTA的名字太土,于是重金邀请世界名人给丰田重造新名。根据潮流要求新名不能超过5个字母、3个音节,要好听、好看、好念、好记、好写,要含义诡谲莫测,让人遐思、又匪夷所思。经过反复论证,在众多竞争者中选中“ LEXUS”。
日本人看中LEXUS不仅因为字典里没有,而且写来具有美学价值,听上去悦耳,发音性感、节奏感强,一眼看去浑然一体。以字母“L”开始顶天立地、一柱擎天。字母“X”十字居中,像少女的小蛮腰。小写的“S”殿后,舒缓流畅,阴柔娇媚,余音不绝。
据说丰田公司老板亲自驾LEXUS车横穿北美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人如潮涌、观者如堵,可就是没人知道LEXUS的准确来历。有好事者翻遍手头的所有字典,说该字可能来自《罗马法》,于是母以子贵,LEXUS车也愈加神秘。几年后,LEXUS 打进中国市场,中文注册名叫“凌志”。后来丰田觉得“凌志”颇似小人乍富,除了有钱一点文化含量都没有。于是遍访高人,开始在CCTV重打广告,崭新的名字叫“雷克萨斯”。
在美国注册专利最多的是IBM,名列第二的是Canon相机。他们的生存理念部分来源于我爷爷信奉的佛教哲学,“慈悲为怀”,“有容乃大”被Canon诠释成菩萨的“万物共生”。所谓“共生”——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一起生活,消除文化、风俗、语言、种族造成的种种隔阂,建设众生平等的和谐社会。
缅甸:昂山和他的女儿(1)
1919年,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新生政权为反抗丘吉尔“把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斥巨资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共产党,给各国党领袖提供经费,把他们的子女接到莫斯科接受教育,培养接班人。苏联宣传“十月革命”武装夺权“一炮成功”,帮助第三世界建党、建军、建军校,提供军火、顾问,鼓励各国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很多亚洲国家长期处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许多进步人士与殖民当局积怨尤深。二战前后,一些人对英美盟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被统治者看作破坏统一战线而锒铛入狱,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印度的“圣雄”甘地。此外还有采取激进做法的“恐怖分子”和与日本合作的“通敌人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数不清的其他声音——温和、复杂、含混不清,不停地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
一、德钦昂山
缅甸夹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印度和“全民抗战”的中国之间处境尴尬,特别是这时期的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强大的中国远征军和英美并肩抗日,半脑袋法西斯思想的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下辖印度支那和南亚次大陆,被英美看成第三世界反法西斯的领袖。古老强大的中国文化自古就对东南亚影响巨大,各地的优秀分子大多仰慕华夏文明。2000年2月,我到佤邦绍帕采访一个乡村警察,他所受的最高教育是在思茅公安局进修过三个月。这个缅甸警察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思茅,他知道世界上有两个城市非常巨大,第一个是景洪,第二个则是昆明。
德钦昂山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的亲爸爸,昂山素季是当今缅甸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德钦昂山则是缅甸反英、抗日、争取国家独立的“国父”。
1915年2月13日,德钦昂山出生在缅甸马圭县那卯镇一个佛教家庭,原名貌腾林,后改昂山。参加“我缅人协会”创建缅共时改名德钦昂山,他还有日本名字叫做缅田门义。
昂山幼年在寺院中接受小乘佛教,靠奖学金进仰光大学,任仰光大学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欧威》杂志社编辑。1936年2月与吴努一起领导学生罢课。由于《欧威》杂志刊登反英文章,昂山被学校开除,沦为职业革命家。以后随着不断入狱,昂山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也日益加深。
1939年8月15日,德钦昂山、德钦拉佩(又名波莱雅)、德钦登佩(又名吴登佩敏)、德钦巴罕、达塔等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帮助下秘密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出任缅共总书记。
1940年8月8日,昂山化名为唐龙祥乘挪威船从仰光前往阿迈,计划经上海前往中国腹地,再转道延安拜见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可由于没和中共代表接上头,昂山接受日本“铃木上校”盛情邀请,转道去了日本。
1940年11月12日,昂山一行抵达日本密谋反英,在日本指导下详细商定《缅甸独立纲领》。1941年3月3日,昂山乘日本邮轮秘密返回缅甸,把在日本草拟的独立纲领提交人民革命党讨论。
1941年3月10日,在日本帮助下,昂山率德钦拉佩、德钦巴姜(又名波拉扬)、德钦埃貌(又名波莫)、郭吞形(又名波仰奈)、吴奈温等“三十志士”乘日本邮轮返回日本进一步接受政治教育。珍珠港事件前,被日军派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海南岛,学习军事知识,进行武装训练,“三十志士”成为缅甸独立的骨干力量。其后,他们秘密潜入现在的泰国首都曼谷,歃血为盟,成立“缅甸独立军”,昂山担任副总司令,开始正面对英作战。这支军队跟随日军一同前进,接管占领区的地方行政。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昂山将“缅甸独立军”改组为“缅甸国防军”,自己出任上校司令,继续与日本合作。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官方邀请,昂山与巴莫、登貌、德钦妙一道访问日本,在亲日政府的巴莫傀儡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1943年3月22日,他亲自到日本东京接受天皇颁发的三级日升勋章。1944年9月4日,在仰光再次接受日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