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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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宫，有时在大使之上置执节使或押使（代表）。这些人是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任。使团的成员有知乘船事（相当于船长）、造船都匠、船师、船匠、拖师、做人（侍候高官的从仆）、挟秒（舵师）、水手长、水手、射手、杂使、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等。还有不少留学生随行，所以人员很多，初期约250人，后期约500人，最多时达600多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友
好和学习的使团，在世界古代史上是少见的。
二、遣唐使的路线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一行由难波的三津浦（今大坂市南区三津盯附近）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今博多）。由此前往中国‘的航路有北路和南路。北路由大津浦出发经壹歧、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或在今仁川附近西折横断黄海，或继续北上，再顺中国辽东半岛东岸而行，最后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州一带上岸。这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遣唐使惯走的航路。这条航路虽费时，但因靠岸航行，较安全。南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绕经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公元701年以后的遣唐使因日本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多走这条航路。当时西南诸岛已归属日本，可以经由这些岛屿到达唐土。另一条是由大津浦至筑紫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和平户岛）；由此横断东海至扬子江口。这是公元8世纪70年代以后遣唐使常走的航路。取这条航路是考虑到，经由南岛的航路不仅所需时间长，而且要冒横渡东海的危险，既然同样冒险，不如从筑紫直接横渡东海，缩短航程，节省时间。南路要横越东海，这在造船、航海术尚很幼稚，又没有掌握海洋气象知识的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遣唐使在往返途中常道风暴，船破人亡，或漂流到南方岛屿被岛人杀害。
三、遣唐使的任务和作用
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如押使多治比县守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琴，在唐期间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庸医师兼医请益营原提成入唐钻研医术，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等职，为日本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当时长安不仅是唐代文化的中心，又是波斯、印度、拜占廷、中亚、南海等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这就更加丰富了使团成员的学习内容。
遗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他们到庸后，向唐朝进呈日本政府赠送的礼物，主要有银、统、丝、绵、布等；归国时带去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彩帛、香药、工艺品等。这可以看作两国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的贸易。当然这些赠品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的需要。尽管如此，唐贷在宫廷贵族及大臣之间还进行交易：“建礼门前，张立三蝗，杂置唐物。内藏寮盲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官市。”＇注11＇这样，唐贷必然有一部分会流入京城市场，起到贸易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朝廷对使团成员按身份发给数量不等的丝、绵、布，作为旅费；又对大使、副使赐给大量砂金。唐朝方面也赐日使物品。所以使团人员从日本带到中国的物品可以用来交易，购买大量唐朝物品带回日本，流入京城市场。可见遣唐使还起了官商的作用。
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如吉备真备、玄防、最澄、空海等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只往返的；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遣唐留学生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留唐学生约144名，大部分是学问僧，留学生只有14名。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生活起居同唐人一样。有的留学生甚至在唐娶妻生子。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如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回国后任大学察助教；大和长冈在唐学唐律，回国后与吉备真备修订律令24条；营原（木尾）成在唐学医，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桔达势在唐以文才闻名，回国后推广中国书法。此外，著名人物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最澄、玄防、圆珍、圆仁等。
阿倍仲麻吕（698—770）717年入唐，学成仕唐，取华名朝衡（晁衡），历任司经同校书（正九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遗（从七品上）、仪王（唐玄宗第12子李理）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等职。他工诗文，同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储光蘸、赵弊等人交谊深厚。公元753年朝衡回国时，不少诗人作诗送别。王维的诗写道：“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他在途中遭风漂流安南，李白误为沉船遇难，特为诗哀悼：“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
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充满情意的掉诗，是古代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755年朝衡重返长安，先后任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正三品）等职。公元770年年死于长安，终年73岁。唐朝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日本政府追赠正二位。
吉备真备（公元693年—公元775年）公元717年和阿倍仲麻品一起到长安留学，了35年回国。在唐17年，钻研经史、天文、军事、音乐等各方面知识，归国时带回《唐礼》、历书、乐书、乐器、武器等。回国后任大学助教，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篆六道。带回的《唐礼》对月本朝廷的礼仪颇有影响，大衍历于公元763年（天平宝字7年）代替以风历使用。
公元752年，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入唐。公元754年回国后任大宰大式，筑怡土城。称德天皇时，官至右大臣，从二位。著作有《私教类聚》。他在向日本介绍唐代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空海（公元774年—公元835年），公元804年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公元806年回国后，传播真言密教。公元816年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开创日本山岳佛教。公元828年在京都设综艺种智院，普及教育。空海工诗文，著《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纂隶万象名义》等。死后说弘法大师。
最澄（公元766年—公元822年），公元804年与空海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从师道邃、行满学密教。次年携230部经典回国，弘布天台宗，建大乘戒坛，与南都诸宗对立。著有《显戒论》，《守护国界章》。死后溢传教大师。
玄防（？一公元746年），于公元716年与吉备真备入唐，唐玄宗赐紫袈裟准三品职。公元735年携经论5000多卷及佛像回国，在兴福寺传法相宗。因治好圣武天皇母藤原宫子的病，入宫参与政治。后来受圣武天皇的宠遇，任为僧正，与吉备真备左右国政。但遭贵族反对，被流至筑紫观音寺。
圆仁（公元794年—公元864年），于公元838年入唐，在唐学习显密两教。回国后传天台宗，建立常行三昧堂，奠定比睿山佛教兴险的基础。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了解唐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溢慈觉大师。
圆珍（公元814年—公元891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唐学天台宗。公元858年回国开创日本天台宗寺门派。著有《法华集论记》、《大日经指归》等。溢智证大师。
五、鉴真东渡
唐代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生产文化知识。其杰出代表人物是扬州名僧鉴真（公元688年—公元763年）。他俗姓淳于，江阳县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公元708年到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 师受具足戒。后从名僧学律宗。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签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朝廷派奈良兴福寺荣害、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传戒。
鉴真在公元743至公元748年间曾五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在第五次东渡时，遇大风，漂流到海南岛南端，从海南岛绕经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回到扬州。途中由于劳累和暑热，鉴真双目失明，荣喜病死在端州（今广东高要）。公元753年10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时，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鉴真不顾年迈失明，答应同行。公元753年12月20日鉴真抵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年底到达九州大宰府，公元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
鉴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
随着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风、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东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属于白风后期的兴福寺佛头，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风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绘画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奈良时期编辑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
从狭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宗教方面。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中国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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