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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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三、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长野县）。源赖朝在相模（神奈川县）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清盛之子，公元1147年—公元1185年）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平清盛之外孙）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香川县）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山口县）坛浦（下关海峡）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第六节 日中、日朝通好
一、与唐、渤海郡的通好
平安初期百年问，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注38＇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营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注39＇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唐亡。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注40＇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
二、“遣唐使”停派后的日中通好
日本政府在停派“遣庸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注41＇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
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
随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注42 ＇
三、与新罗、高丽的通好
天智天皇2年（公元663年）白村江之役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后，日本同新罗的国家关系仍继续得到保持。据统计，自仁德17年（公元329年）至元庆6年（公元882年）日本派
使节到新罗共47次，自仁德17年至延长7年（公元929年）新罗派使节到日本共89次，其中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以后日本派使节到新罗为员4次，新罗派使节到日本为52次。＇注43＇从这个统计看，日新往来非常密切。
新罗一贯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深受唐文化影响，日本通过新罗汲取唐文化，新罗在日唐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如日本的须惠器起源于新罗烧；日本的北魏艺术式样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的。又如第18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雇用9只新罗商船回国；圆仁回国时内新罗商人借路费；遣唐使船在海上遇难，新罗总是给与种种帮助使其脱离困境。
公元9世纪10、20年代，不少新罗人到九州的肥前、筑前等地定居。不少新罗商人的船只航行于朝鲜、九州之间，同大宰府接洽，或贩卖朝鲜商品，或转运中日商品，活跃于9世纪30、40年代的张宝高、张公今清、金珍等人就是经营对日贸易的巨商。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迫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一如从前，高丽私商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史载，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注44＇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曾道新罗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高丽海盗大举袭日，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
继高丽海盗之后，宽仁3年（公元1019年）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朝鲜语系“外藩”意。通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这年3月刀伊人乘50条船袭击对马，至4月进袭壹歧、怡土郡、博多、长崎和肥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
第七节 平安时代的文化
一、佛教与神道
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宗），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
延历23年（公元804年）传教大师最澄入唐，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24年（公元805年）回国，在比睿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弘法大师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其后圆仁于承和5年（公元838年）入唐，登天台、五台两山受教；圆珍于仁寿三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天台山学天台宗教旨。圆仁、圆珍先后于847和858年回国后，把天台宗和密教调和起来，建立所谓“台密妙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五台山成了日本僧最向往的地方，出现了天台、五台圣迹巡礼热。于是日本以比容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郁然兴起。＇注45＇
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女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注46＇；“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烛47＇；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队屑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
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 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
二、假名与文学
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一直使用汉字处理国事，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乎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
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