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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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锁国时代（公元1633年—公元1857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宗佛教。如上所述，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固定一个寺庙作为他的“擅那寺”＇注96＇由寺院证明他是某一佛教宗派的信徒。寺院掌握了信徒的“改宗户籍”，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当时称这样的制度为“寺请”或“擅家”制度。
八、锁国的历史影响
公元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
日本锁国的后果如何？论者见解不一。有的从侵略者的角度出发，惋惜锁国使月本成为一个“蓑虫”（龟缩网里的虫），露出头来时，世界大势已定，坐失瓜分殖民地的机会。＇注98＇有的从文化史观出发，指出：日本人由于锁国，以致未能汲取欧洲理性主义的精神，日本民族也就因缺乏科学精神而致战败。＇注99＇似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因为锁国妨碍了科学发展。有的认为锁国政策有“自卫”的一面，并且认为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但锁国也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坐失早日转向近代化的机会，“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注100＇
我们认为，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但是，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2个多世纪。明治维新不得不被着“尊王攘夷”的袍笛登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残余的长期困扰。
＇1＇德川家康原为三河国（今爱知县）一个小诸侯，因助织田信长有功，扩张势力，逐步须有甲斐（今山梨县）信浓（今长野县）之地。
＇2＇伏见是京都南郊战略要地。
＇3＇公定年产米量当时称“石高”。日本在公元1582年—公元1875年年间政府清丈拼地时确定凡诸侯领地、武士禄米的数额和农村米谷的产量都以“石高”表示，“石高”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收获量。
＇4）丰臣秀吉侵朝时，老将之间就发生派系对立。一派以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侵朝主将小西行长为首，代表近畿先进地区小农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势力的官僚层；一派以另一侵朝主将加藤清正及秀吉的功臣福岛正则为首，代表九州、中国等后进地区封建农奴主势力的武将层。在对待侵朝战争问题上，前者结托五大老中的前田利家和毛利辉元，主张同朝鲜讲和；后者结托德川家康，主张战争。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大名都卷入了这两派的斗争。
＇5＇1560年正月家康在大坂城楼接受诸侯们的参贺，石田三成认为丰臣的将领有
归顺家康的趋势。
＇6＇战后被消灭的诸侯（大名）91家，被灭封的4家，没收公定土地年产量约642万石的领地。
＇7＇方广寺钟铭事件：秀吉在京都东山建立的方广寺因地震倒塌，幕府借口祷求秀吉的冥福，命秀赖再建，迫使耗去巨资。钟铸成后又诬称钟铭上“国家安康”一语有诅咒（擅斩）家康的意思，向丰臣氏大兴问罪之师。
＇8＇德川家康事迹参见北岛正元：《德川家康》（中央公论社版）、中村孝也：《德川家康》（至文堂版）。
＇9＇“藩”皇室分封给臣下的领地，意指诸侯有屏藩（捍卫）王室的作用。日本德川中期儒学发达，模仿中国，称大名为诸侯，其领国为“藩”。后通称拥有公定年产米量万石以上领地的诸侯为“大名”。大名按照人们和将军家关系亲疏，分为亲藩（将军同族），谱代（关原之战前臣属德川氏的世代家臣）及外祥（关原战后归顺德川氏）三等。大名的名额经常变动，江户中期约有270家。
＇10＇“天领”散在关东、东海、近畿一带，初期只限于丰臣赐给德川家康的须地。关原战役后，增加了幕府没收自反对派大名的领地、丈量出农民漏报的土地以及幕府的新恳地。
＇11＇旗本：封地收入万石以下，淮许觐见将军的直属家臣（“直参”）。御家人：只给俸禄木，不给领地，没有觐见将军资格的武士。
＇12＇公役：包括“参觐交代”、警卫要地、负担幕府兴办各种土木工程的课役等。军役，指战时按租赋收入多少，分担供应兵员、武器的任务。
＇13＇幕府直辖的都市有大阪、京都、奈良、伏见、山田、骏府、甲府、长崎、界等。矿山有佐渡、伊豆、石见等金、银、铜矿区。
＇14＇根据庆安2年（公元1649年）军役表，见《德川禁令考》第1卷第90页。
＇15＇伊东多三郎：《江户幕府的成立与武家的政治观》，《历史学研究》，第131一132号。
＇16＇《群书治要》：631年唐魏征等奉旨撰，汇摘群书有关帝王治术，足资劝戒的篇章，50卷。
＇17＇《禁秘抄》：13世纪初顾德天皇用汉文记述宫廷行事、仪礼、掌故的书，共29项，2卷。
＇18＇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庚所建，是历代德川将军到京都坐镇的城堡，殿宇雕绘辉煌，明治维新后改为天皇离宫。
＇19＇德川时代以前，朝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公元1615年）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
＇20＇《武家诸法度》是大名以下武士应遵的法律，共13条，严定武士身分等级，大名参数交代时随从兵额，鼓励大名修练文武，自奉俭约，禁止新筑城堡、结党营私、隐藏罪犯、擅兴兵革及大名间私缔婚约等事。（参见《德川禁令考》卷3）
＇21＇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03—116页，有斐阁。
＇22＇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第19—20页，岩波书店，1932。
＇23＇本百姓是德川时代登记在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缴纳贡赋的农民。它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外观上是自耕农，但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在不断分化，少数成为富农、地主，多数沦为贫雇农。
＇24＇当时农民的地位有如19世纪初幕府执政（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所说：“至今有五公五民、本公四民、七公三民之说，贡赋之多，更难数计。场圃有赋，家屋有赋……又核布、榷酒、擦、柞、椒、麻之类，悉使上贡……收获时官吏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民畏之如狼虏……虽在农忙，逢役即弃末箱，负粮稿、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世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25＇《落穗集》，《日本经济丛书》第1卷第238页。
＇26＇“地方三役”是农村中的三种基层官吏，形式上由农民选出，管理村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爪牙。三役中“名主”（又称庄尾，相当村长），每村1、2名，多半是有财势的地富，初为世袭，后改为选举产生；“组头”，辅佐名主，每村若干人；“百姓代”，代表村民办理交纳租税、指派徭役等事。
＇27＇“十人组”（以后改为“五人组”）：幕藩将村民每10户编为一组，迫使保证组内农民按期交租，取缔“盗贼”。发生欠租、盗窃等事，全组要负连坐责任。有如我国宋代王安石设置的“保甲法”，解放前国民党的“保甲制”。
＇28＇这一法令发布后，直至幕末统治着日本农民。它强制农民严遵法令、事村长如父母、日夜操作、不得怠惰，它规定“妇女不仅白昼，还须继以夜工。妻子事夫不勤、爱闻谈上街者应退婚。”农民不得购买薪柴、烟、酒、茶叶，不许着用棉麻以外衣料，不许饱食，更不应多食大米，只许吃杂粮。它用如下的话威吓农民：“必须交清年贡，否则借米2袋，5年本息就达15袋，终至卖出妻室子女，直至卖身。凡勤俭致富者，邻里尊重，代代享福。无家产者，同村蔑视，因于饥寒，沦为盗匪则处刑死，双亲悲痛，同族受辱；犯法者本人入狱，还须传询村民。……”（t德川禁令考》卷43）
＇29＇士、农、工、商，总称“四民”。本出于我国周代儒家用语，不完全适用于当时日本的情况。日本封建社会的士就是武士，农包括贫雇农到地主富农，工、商地位差别不大，统称町人（市民）。另外，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公卿贵族）、僧侣、神官及被统治谢级中最低层的贱民（秽多、非人）等。都不在四民之列。
＇30＇例如，武士分“侍”、“徒”及“中间”（又作“仲间”，义为“从卒“伙伴”）三等。收入仅5万石的鲫江藩（越前），屑于“侍”的家老到从士就多至63级。“徒”以下分为12级。属于徒以下的人，路上遇见上级的侍，就在雨天也得拜伏路旁。
＇31＇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只有统治阶级（贵族、武士）才有姓，乎民、女子都不许有艘，仅有名。统治阶级中姓氏的使用极为严格。
＇32＇武士通常佩带双刀，大刀杀敌，小刀（胁差）自裁（切腹）。
＇33＇长于以下兄弟，除作人家养子或分居外，终身依赖长子，被称为“受照顾者”生活地位都很低。
＇34＇“高”指登记在丈地册上所有地应交租的收获量。
＇35＇分附百姓指江户时代后进地区农家第二、三男及同族的名于、下人等依附性强的佃农。
＇36＇王家烨：《日中儒学之比较》第154—157页，（《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第5卷），六兴出版社，1988。
＇37＇儒家以孝惮忠倍为四樱，而孝为始（《大戴礼记》）
＇38＇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155页，三联书店，1958。
＇39＇《藤原惺窝、林罗山》第192页，（《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岩彼书店，1980。
＇40＇昌干簧子公元1692年由林家学塾改为宫立“昌平坂学问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幕府从这里发出“禁止异学令”，定朱子学为任宫考试主科，其他学问都斥为异端。明治维新后，学问所改为昌干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
＇41＇《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第450页，同文馆，1913。
＇42＇“七出”：本是我国儒学经典规定的“休妻”（丈夫离弃妻子）的七条依据，即妻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之一，可以离弃。
＇43＇作者不详，见《日本教育文库》教科书篇第118—120页。
＇44＇“五障”：佛教认女子成佛有五种障碍，见《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45＇“四息”：佛教认人们应报答父母恩、众生思、国王恩、三宝（佛、法、僧）思。
＇46＇“八苦”：佛教认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所爱者别离）、怨僧合（与所怨恨者聚会）、求不得、五盛阴（盛聚众苦）八种苦。
＇47＇“夜叉”：梵语yaksa的音译，意为丑恶食人的魔鬼。
＇48＇《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1，第4—5页。
＇49＇同上书第220页。
＇50＇同上书第21页。
＇51＇公元1665年江户僧浅井了意著，全书24卷，大倭即“大日本”之意。“二十四孝”本是元郭居敬集二十四古人孝行辑录，日本在室町时代就译成通俗图绘的童话集，德川时代浅井等仿效编写日本的孝子传。
＇52＇两书分别由林罗山之于林容斋及孙林信驾编撰。
＇53＇《本朝女鉴》12卷，1661年浅井了意撰。
＇54＇《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朱柏庐（公元1617年—公元1683年）的《治家格言》。
＇55＇清原贞雄：《国史与日本精神之显现》第237页，1942。
＇56＇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年），德川前期儒家，著《文武问答），鼓吹“无畏为仁义之 男”。山鹿素行（公元1622年—公元1685年），德川前期儒家兼军事学家，被称为武士道理论的组织者，著有《士道》、《武教小学》等。贝原益轩，见上文第三节（227页），著有《文武训》等。大道寺友山（公元1639年—公元1730年），江户时代兵法家，山鹿之弟子，著有《武道初心集》、《岩渊夜话》、《落穗集》。山本常朝（公元1659年—公元1721年），佐贺锅岛藩士，著有《叶隐》，宣扬为藩主决死尽忠的精神。《叶隐》与大道寺的《武道初心集》同被苏为武士道书的“双壁”。
＇57＇高须芳次郎《近世日本儒学史》第251页，1943。
＇58＇山鹿以后对思孟二程发生怀疑，成为“古学派”的先驱，但始终祟拜孔子和朱熹。
＇59＇据高须同上书第254页，按《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德也既是孟子所说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60＇《士道？明心术篇》，《山鹿素行集》，收入《大日本思想全集》卷3第150—151页。
＇61＇番头相当连长，组头相当排长。同伙相当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