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注8＇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名的例子。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他英武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偬（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掘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子都被处死。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白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
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逃散和强诉，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注l0＇，其中l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三、城市贫民的斗争
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宝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依。＇注11＇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享保17年（公元1732年），发生“享保大饥荒”，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末被采纳。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坐以待毙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所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注12＇
不断高涨的农民、市民运动，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因史料所限，虽然没有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力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后，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四、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注13＇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他曾邀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
唯物论者昌益，主张物质第一性。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注14＇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他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注15＇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
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注16＇。
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注17＇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注18＇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注19＇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注20＇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注21＇。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注22＇
五、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铣的《六喻衍义》＇注23＇，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注24＇，制订《公事方御定书》＇注25＇，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
享保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注26＇。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
六、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