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6-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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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２〕 “出洋考察” 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 有一国从青岛撤兵 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５〕 “吃外国火腿” 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６〕 “圆机活法” 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７〕 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 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运命〔１〕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２〕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３〕，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
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
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
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小靶拧保孟窈苌佟凹嵝拧薄Ｎ颐窍惹白钭鸹实郏幻嫦？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
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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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２〕 内山书店 日本人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３〕 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 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脸谱臆测〔１〕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２〕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３〕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
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４〕，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５〕，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
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
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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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
〔２〕《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
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３〕 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
“《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
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４〕 “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５〕 “诚于中，必形于外” 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６〕 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随便翻翻〔１〕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２〕，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３〕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