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6-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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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１６〕 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７〕 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１８〕 汉高祖 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１９〕 周武王 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２０〕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２１〕 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 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２２〕 血流漂杵 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２３〕 “顽民” 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
“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２４〕 以谈霸道为羞 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２５〕 “制艺” 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
、“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２６〕 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２７〕 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２８〕 恶党 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２９〕 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３０〕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
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３１〕 福建独立 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３２〕 牛兰（Ｎａｕｌｅｎ） 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 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３３〕 甘地（ＭD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洹Ｋ髡拧胺潜┝Φ挚埂保级杂⒐趁裾安缓献髟硕保旁饧嘟谟卸啻我跃潮硎痉纯埂？
〔３４〕 兴行场 日语，戏场的意思。
答国际文学社问〔１〕
原问——
一、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
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
二、你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意见怎样？
三、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
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二，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２〕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国际文学》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发表时题为《中国与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
《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苏联出版，原名《外国文学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国际文学》。
〔２〕 《铁甲列车》 全名《铁甲列车第１４—６９号》，伊凡诺夫著，侍桁译，系鲁迅所编《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毁灭》，法捷耶夫作，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这些都是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草鞋脚》（⒁胫泄唐∷导┬∫玻薄吃谥泄∷凳窍蚶床凰阄难У摹Ｔ谇？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
《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 “文学革命”运动 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 “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论“旧形式的采用”〔１〕“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
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