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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离上帝最近-第19部分

小说: 离上帝最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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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真是从天堂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你们是上帝派来的!”

  老人最后请我拔掉多余的一个空调插头。我那仅有的几个希伯莱语单词,赢得掌声连连,还得到巧克力和英式蛋糕各一。餐桌上,银色烛台和长长的白蜡烛已经摆好,一家人准备享用安息日晚餐。烛光还照出满墙希伯莱文经书,祥和安宁。

  试探着问是否可以拍照,却遭老人拒绝。他儿子在我身后小声说:“可以”,母亲立即拦住我:“他在开玩笑。”

  三

  以色列朋友伊亚尔的摇滚乐队要排练,硬拉我当观众。去之前,他非要跟我打一局乒乓球,因为听说中国人小时候没有别的东西玩,所以都打得一手好乒乓球。结果15比3他赢了。我说:“这回你信了,中国人小时候有许多东西玩。”

  乐队的名字叫“眼睛”,在一间小得转不过身、热得透不过气的地下室夜夜笙歌,我立即想到张元导演的《混在北京》。

  都是希伯莱文歌。有一首反复排练,中场休息时,我问胖胖的主唱,歌词什么意思。歌曲名为“报复”,胖主唱自己写的,大意是,如果你打死了我的人,我可以全力控诉,但我不能再去杀你。“绑着炸药过来,那算什么,”他说。我顿时明白了歌曲的时事背景。

  注意到胖主唱穿着军裤,我问他是不是正服兵役。其他人起哄说,胖子在耶路撒冷情报部门工作。“在情报部门,你不需要聪明,只要足够聪明,”胖子有几分得意地说。我问他,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什么才是“全力控诉”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自杀爆炸损害了他们自己”。“2000年流血冲突爆发前,如果我们想派军队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很犹豫,因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现在只要有一次自杀爆炸,我们毫不犹豫冲进他们的村庄……”

  伊亚尔告诉乐手们,我刚从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来。乐手们说:“我们有朋友在那里。“谁?”我好奇地问。“都在坦克里,”他们哄笑。

  四

  2004年5月2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对总理沙龙提出的“单边行动计划”进行公投。主投票站外,示威人群密布。定居者、自杀爆炸受害者,都反对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

  “撤军意味着向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投降,”一个举着木牌的妇女说,身边轮椅上坐着一名三次遭遇自杀爆炸的以色列男子。这名妇女50岁左右,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我们才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根本没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非要占我们的地方?”

  我问她有没有听说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加沙地带一名怀孕的定居者带着4个孩子开车前往耶路撒冷投票,在定居者公路上遭到巴勒斯坦枪手伏击,5人全部被打死。

  “就算遭到袭击定居者也不能后退,”她目光进逼,“否则恐怖分子就得逞了。”

  五

  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同外国人聊局势,但千万小心,弄清楚司机是犹太人还是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再开口。相貌、穿着当然可以作为分辨身份的依据,还有车内摆设,犹太人往往会插上一面小型以色列国旗或美国国旗。阿拉伯司机却没有明显标志,不象其它巴勒斯坦城市的司机,放一本《古兰经》在挡风玻璃后面。“犹太人不喜欢打我们的车子,”一个阿拉伯司机告诉我,“一来觉得不安全,二来他们要把钱留给犹太人赚。”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工种相同的阿拉伯和犹太司机,面貌不一定有明显界限,再碰上车内什么小摆设都没有的,我就不得不使出“绝招”问名字。

  懂得阿拉伯语的缘故,我往往一听名字就能判断对方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但是这次,对方含含糊糊地说叫“阿什”,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名字。“阿什”问我:“谁是巴以冲突中的麻烦制造者?”我谨慎地批评并同情双方,最后他还是急了:“相信我,如果巴勒斯坦人有飞机坦克,不会来搞自杀爆炸!”我突然明白,他的名字应该是“阿什拉夫”,典型的阿拉伯名字。


2003年9月13日,《奥斯陆协议》签订10周年纪念日。以色列右派报纸《耶路撒冷邮报》登了一个整版的手势:大拇指朝下,意思是《奥斯陆协议》完蛋吧。犹太司机摩西指着我手里的报纸说,犹太人打仗总是赢,和谈就不行,“你看,拉宾跟他们一谈,什么坏事都来了……”

  还有一个犹太司机,说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是个疯子,给巴勒斯坦人那么多;阿拉法特 
 
 
也是个疯子,因为他居然没接受。他说沙龙好,如果他是沙龙,手段更强硬,几天之内把巴勒斯坦人杀光,解决问题。我想争辩几句,但他那时双手已经脱开方向盘,回过头跟坐在后排的我说话。同车的国际台驻耶路撒冷记者陈庄说:“千万别再惹他了。”到达目的地前最后一个路口,司机问我:“向左以色列,向右巴勒斯坦,你到底往哪边拐?”

  六

  以色列“黑衣女人”组织每星期五在耶路撒冷街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占领巴勒斯坦城市。

  那天,耶路撒冷法国广场上,稀稀拉拉站了十几个人,并非完全黑色打扮,有人帽子是花的,T恤是深蓝色。也并非全是女人,还有一个随女友加入的“黑衣男人”。她们都举着黑色手型大纸板,上面用白漆喷着“停止占领”。

  一个老太太见我开口问她什么,就指指耳朵,意思是“耳背”。她拉来另一个老太太翻译,那老太太85岁半,耳背的那位已经90岁。85岁半的说,她相信,一旦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城市的占领,巴勒斯坦人也会停止自杀袭击。

  法国广场上车来车往,无人多看她们一眼。2002年12月20日美国明星简·方达参加“黑衣妇女”活动,冒着倾盆大雨在以色列总理沙龙住所门前站立10多分钟,呼吁立即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沙龙没有开门。

 伊扎克不是真名,出于安全考虑,我就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吧。

  第一次见伊扎克,在美丽的死海边,车开得飞快,伊扎克一路放歌。不唱的时候,他说,“你看,4个小时,就可以把以色列从南到北跑遍,为什么不让我们生存?”

  银色月光下,朋友们的吉它声中,有着皮尔斯·布鲁斯南一般面孔的伊扎克说,他曾经 
 
 
在加沙地带当“特种兵”,任务是晚上闯到巴勒斯坦人家里“那人还在床上,我拿照片一对,是他,梆,一枪打死了……”

  如果不能确定对方是照片上的人,他就放弃暗杀;如果遭遇猛烈抵抗也放弃,便转向大部队求援。伊扎克打死过8至10个“恐怖分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死了,反正中了我的枪。”

  “加沙,我熟,”伊扎克驾驶技术出众,一旦“生擒”目标人物,他还负责押送至以色列监狱。沿途有时看到国际红十字会车辆,“那是给‘恐怖分子’送吃的,”他说,“达到牢房时,我又饿又累,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却马上得到红十字会食品,还是热的!”

  就这样认识了伊扎克。他刚服完兵役,正在找工作。“当兵前,我开了两间快餐店,生意不错……现在开不下去了,经济不景气,”

  大概因为共同的“加沙工作经历”,伊扎克常常打电话来问候。几个星期后,他告诉我在一个叫“谢赫姆”的地方找到工作,至于工作内容,暂时保密。

  “谢赫姆?”这个地名有些陌生。站在英文版地图前搜索,我发现约旦河西岸有个叫“谢赫姆”的城市,而在阿拉伯文版地图上,对应的位置赫然写着“纳布卢斯”。犹太人定居点!我瞬间明白,伊扎克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定居点,所以才会有不同名称。纳布卢斯是西岸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他为什么在那里工作?

  几次电话交谈之后,得知伊扎克和一些“正统犹太教徒”住在一个区域,进入工作地点,有“军车开道”。我确信,那是地地道道的定居点。

  一天伊扎克又来电话,一开口居然跟我讲阿拉伯语。“哈哈,我正在学习阿拉伯语……”他终于承认,自己又当起了特种兵,月薪8000谢克尔(大约相当于1万6千元人民币),“有机会给你看我化妆成阿拉伯人的照片,我们的化妆师很棒……”无论西岸还是加沙,犹太人定居点内都有驻军,保护定居者安全,军队士兵数目大大超过定居者人数。而执行地面“定点清除”或抓捕任务,就靠特种兵了。

  接下来,伊扎克居然打扮成阿拉伯人进入清真寺!“这是一个测试,看我们混在阿拉伯人中间有什么反应,”伊扎克说,他这次表现不是很好,有点紧张。

  伊扎克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特种兵考试,准备正式执行任务。“我天天看新闻,不想看到你的名字,”我说。

  “即使我被打死,你也看不到我的名字,”他说,特种兵到死都不会公开身份。入伍时,他们就向军队递上一份亲友名单及联系方式,一旦牺牲,军队负责通知名单上的人。

  2003年年初,我外出返回以色列,在本·古里安机场入境窗口前等候。旁边窗口已经换了好几个人,我这里还是没有放行。玻璃窗背后,工作人员盯着我看了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来了个女警察,把我带到入境处背后的一间办公室。

  “坐下,等着,”她命令。“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微笑或义正词严地要求解释,办公室里谈笑风生的女警察们只扔过来两个单词:“别问!坐下!”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力气再问什么,从包里抽出一本《天才米开朗基罗》看起来。“你好,我叫基拉德,有些问题需要问你,请跟我来,”抬头,面前是个黄衬衣、咖啡色领带,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男一女两名助手分立两厢。我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米开朗基罗?啊,他的确是个天才,不是吗?”基拉德的眼睛已经开始工作,还千方百计逗我说话。

  转了几个弯,走过一道狭长的走廊,在一扇门前立住。基拉德拿起脖子上的磁卡,在门边的电子仪器上扫了一下,门开了。一连穿过三道这样的门,终于进入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屋子。基拉德魁梧的身躯在小桌子背后落座,我在他对面,助手们坐在我左手边,形成“半包围”结构。

  桌上,白炽灯照得一块铁牌闪闪发光:以色列国防部。此时看来,该翻译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讯开始。基拉德的语速时快时慢,忽而又将问过的问题再问一遍,忽而又用希伯莱语同助手说上几句。他眼神犀利,或者说刻意犀利,试图射穿我脑子里的杂念。

  多久去一次加沙?多久去西岸?为什么去加沙去得比去西岸勤?去西岸见谁?我答“阿拉法特”,但是没有人笑。

  跟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有联系吗?答“采访过亚辛”。基拉德低头作不屑状“别的呢?”

  唯一让他们发笑的,是我一个月前没有通过以色列汽车驾驶执照考试。

  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机场外接我的朋友不耐烦了。另外,我的行李还在传送带上。

  “认识以色列朋友吗?服过兵役的?警察?”大概是“国防部”铁牌起了作用,我马上想到伊扎克。“电话号码?”没想到,基拉德要了号码之后,立即拨通伊扎克的电话。他们俩用希伯莱语说了一通,基拉德把手机递给我,“他要跟你讲话。”


“怎么啦?”伊扎克笑着问。基拉德目不转睛直视着我,我不得不轻描淡写说:“他们要问些问题。”“不让你入境吗?”“已经两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在机场外面等……”“嗯,我帮你找个人……”在我连连点头、挂掉电话之后,基拉德立即跟进:“伊扎克说什么?”

  几分钟后,基拉德的手机响起来。他犀利的眼神突然收敛,几乎弯下腰去对着听筒,“ 
 
 
好,好,好……”收起电话,基拉德瞪了我一眼,“伊扎克比你想象得厉害多了!现在,‘这个人’让我赶紧结束问题,我不得不照办……”“谁?”“一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人,你不要问了,”基拉德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满脸沮丧。

  他不再问话,向我亮出“底牌”:只有记者可以自由往来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担心有巴勒斯坦人利用我携带东西,其中可能混有武器,或者其它足以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传递东西的请求,但我连一张纸都没带过,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显然,这个回答令他满意。“保持你的原则,”说完这句话,基拉德起身送行。

  走出一道又一道门,终于看见我的两只行李箱孤零零躺在传送带上。

  伊扎克很高兴我终于入境,但是他至今都没有告诉我,打电话给基拉德的到底是谁。

“扫里,扫里”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拉模仿阿拉伯人说英语“对不起sorry”的口音。那天,她做了个恶梦:欧洲旅游途中,一个阿拉伯人突然跳下汽车,用报纸卷成筒,猛打站在路边的她,嘴里喊着:“扫里,扫里”。

  在梦以外的真实里,萨拉对阿拉伯人充满“恐惧”。“走进那家超市,伙计过来跟我讲丹麦语,我用英语回答‘听不懂’……但我突然发现那个伙计和店主都是阿拉伯人,偌大一 
 
 
个超市,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次晚饭,她讲起在丹麦的经历,“我往冰柜那里走,紧张极了……他们听见我讲英语,一定会接着问,‘你是哪国人’?”果然,付款时,那两个阿拉伯人问,“小姐,你是哪国人啊?”萨拉眼睛不敢正视他们,含混地说了句“English(英国人)”。结果对方说:“Indian(印度人)?印度人好……”

  听故事的人哄笑起来。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萨拉讲“恐阿”(恐惧阿拉伯人)故事了。

  萨拉曾经在以色列“工人热线”工作,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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