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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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从我的数码相机上看到雪景照片，她和几个扛枪的同伴高声欢呼。还有我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朋友们，他们无法得到以色列通行证，无法亲眼见到白雪落在金顶清真寺。看照片时，他们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安慰，隐隐的痛苦。
但愿老天惠赐巴以地区的不仅仅是白雪。
特拉维夫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以“永不止步”为口号的城市；
全球10个美女最多的城市中排名第九；
安息日夜里2时，餐厅、舞厅门口还排起长队的城市；
2000年9月以来平均每两个月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的城市。
菜场
2003年4月4日，第一次去特拉维夫最大的露天菜场。同行的朋友说，这里是自杀爆炸“多发地段”。
天热起来。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市场一样，这里有湿漉漉的青菜、五颜六色的柿子椒，空气中充斥着鱼腥味和叫卖声。
乱花迷眼之中，突然看到几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字：有猪肉。顺字迹引导，走进一家店铺，正前方垂下一只猪头，柜台旁边是满墙“伏特加”酒。原来是俄罗斯犹太人移民的店铺。
路越走越窄，人却越来越多。不知道前面将出现什么。忽然一个坐在高脚凳上的人挡住去路。他面前是一个小小的玻璃柜台，上面摆着应该冷藏的肉饼。他自己喝着酒，吆喝着，在大太阳下面。
突然，一个东西蹿到眼前。原来是叫卖的把草篮伸过来。“不要吗？”叫卖的笑笑，缩回手。
一个肤色黝黑的菲律宾女人带着小孩。小孩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冲我眨眨眼。卖香菜的犹太大叔冲着他喊了一句希伯莱语，俯下身去掐一把他的脸。
胖大妈切开血橙，每个血橙中间插一粒草莓。艳乍艳乍。
姑娘买了白里透粉的花儿，边走边嗅，引来无数路人眼光。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正酣。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挨打”的最前沿。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发射39枚“飞毛腿”导弹。
今天的特拉维夫，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提着防毒面具。
拉宾的城市
特拉维夫街头，经常看见汽车后盖上贴着一条不干胶：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照片，旁边写着“94·11·5”。1994年11月5日，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广场遇刺。
拉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率军攻入老城，为犹太人夺回圣地哭墙；他最终“铸剑为犁”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奥斯陆协议》，一年以后却倒在内部反对者的枪口下。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工党总部，拉宾生前曾经担任工党领袖。如果跟耶路撒冷作比，特拉维夫人的政治观点总体上更加“鸽派”。
“他们说，阿拉伯人，你给他加沙，他们就要阿什克隆，给了阿什克隆，他们就要海法……但你总得给他们机会，他们也知道有些东西要不来了……”丹尼尔是一名以色列电影导演，经他剪辑的一部记录片曾经得过国际大奖，内容是一名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男孩折断了腿，却拿不到去以色列治疗的通行证。因为必须有人陪同，而他的爸爸太年轻（以色列规定25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不得出关），妈妈曾经向以色列坦克扔过石头。
汽车收音机里开始播送新闻，丹尼尔立即把音量调大，大家竖起耳朵听。我只听懂“巴勒斯坦”、“扎耶通”两个单词，知道指的是当天凌晨以色列进攻加沙城东部扎耶通区，打死三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新闻播送完毕，丹尼尔立即关上收音机，与同车的朱蒂咒骂一通。他们说，不喜欢以色列现任总理沙龙，“恨不得有个人把他干掉”、“隔离墙从巴勒斯坦人门前经过，当然他们不高兴啦……”
丹尼尔说，有时他不得不关掉电视机、收音机，因为不想再听新闻。
“看，你还可以‘拒绝’新闻，但我必须紧跟新闻……”我的话还没说完，丹尼尔说：“可是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过一辈子，无论如何你要离开的！”他说，即使现在把他放到伊拉克去，也不会比在以色列更难受，“因为那是他们的战争，与我无关。”
丹尼尔希望巴以之间立即达成和平协议，无论协议内容如何。“难道你们不想与阿拉伯人争夺圣殿山的主权吗？”“得了吧，”丹尼尔的嗓门高起来，“用我的一辈子来争那块黑石头？”“黑石头”指的是耶路撒冷老城金顶清真寺内的黑色岩石，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圣石”。
“流血冲突对于你们特拉维夫人有什么直接影响呢？餐馆照去，舞厅还是一样热闹……”“直接的，不见得，但整个经济坏掉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差点儿被炸死，或者已经在自杀爆炸中丧生……”
《奥斯陆协议》签订的同一年，1993年，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实施第一起自杀式爆炸。拉宾遇刺的广场一侧，有黑石砌成的纪念碑。一个过路的以色列女孩说，《奥斯陆协议》行不通，却并不妨碍拉宾的伟大；因为10年前，谁都不可能知道局势会恶化到今天这个样子。
附：《因拉宾之名巧遇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本·古里安》
因拉宾之名——巧遇以色列国防部长
2002年11月14日傍晚，耶路撒冷一家普普通通的青年旅舍接待大厅里突然热闹起来。有人张贴宣传海报，有人摆放鲜花，还有人打出大幅标语：“耶路撒冷和福阿德在一起”。 正巧住宿在此的我向人们打听，得到的回答是，以色列工党领袖、前国防部长本·埃里泽将来此讲演。
“福阿德”就是本·埃里泽。那是他的伊拉克名字，现在成了以色列人呼唤他的昵称。他1950年生于伊拉克，13岁独自来到耶路撒冷。今天的讲演是为11月19日工党主席选举制造气氛。
一会儿的工夫，一个平时供各国自助旅行者喝咖啡、聊天、跳舞的大厅装扮成了会场。四周贴满本·埃里泽的宣传画。主席台前鲜花簇拥，左侧是讲坛，讲坛右边放着一帧装在镜框里、10寸大小的拉宾像。这家以1995年遇刺总理“伊扎克·拉宾”命名的青年旅舍3年前开张，主人是拉宾的崇拜者。接待处有一张剪报拼贴：1993年克林顿、侯赛因和拉宾在白宫草坪；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剪报周围用包括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写着“和平”。
这是一场本·埃里泽支持者集会。与会者大约200多人，中老年居多。认知科学家伊万博士说，他们都是工党老党员。每位来宾都在入口处得到一支鲜花和一个可粘贴标签“我信任福阿德”。希伯莱语“信任”， 在这里是个双关语，又表示“和福阿德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原定时间过后半小时，本·埃里泽姗姗来迟，但迎接他的场面相当热烈。老党员们纷纷上前拥抱、亲吻他，还有人献花。
根据安排，本·埃里泽讲话前，三名工党代表轮流发言。伊万博士说，三名代表的发言大同小异，都强调“福阿德是个打过仗的人”、“19日福阿德必胜”。集会组织者又开始散发本·埃里泽的简历：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1983年参与巴以和谈，一年后进入议会，开始政治生涯。
轮到本·埃里泽了。他没有向前三名代表那样走上讲坛，而是直接站在主席台后致辞。首先他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然后话锋一转，“阿拉法特利用‘恐怖’，大家应该放弃他，法塔赫相信‘恐怖’语言，以色列人中只有我，可以有办法与他们和谈。”
三名主要工党领袖候选人中，只有海法市长米茨纳没有明确说不与阿拉法特谈判，尽管他也表示“一旦重开和谈，将在巴勒斯坦人中寻找新方法、新领导、新道路”。
“如果我继续领导工党，和平进程一定会取得突破，我相信我们离此已经不远了。”本·埃里泽说。我身边坐着的一名工党成员不时将本·埃里泽的话翻译成英语告诉我。
接着，他解释了工党为何退出沙龙联合政府、与沙龙在财政预算上的分歧，指责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缺乏整体规划。
屏幕上放映一部关于他个人经历的短片。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网站当天刊登一篇文章说，由于三名工党领袖政治纲领相近，选民们其实只是在选他们的“个性”。同时，这家网站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工党党员表示，如果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没能以获得党内绝对多数当选党魁，明年1月28日举行的总理大选中，他们将“背叛”工党。最近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坚持强硬路线的利库德集团候选人很可能荣膺下届总理。
半个多小时的讲话结束后，本·埃里泽在党员们“必胜”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台。我挤进党员门的“包围圈”，问本·埃里泽，什么是以色列人民选择他的最好理由？他诧异地看了我这个唯一在现场的外国记者一眼，说“选择我，就是选择和平道路。”
本·埃里泽匆匆离开，集会结束。旅舍大厅一会儿就打扫干净了。除了贴在各处的本·埃里泽宣传画像外，包括拉宾照片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搬走。
为何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旅舍举办一场政治集会？“伊扎克·拉宾”青年旅舍经理扎维克说，他也不清楚，“也许他们喜欢拉宾的名字，”他耸了耸肩说。（完）
年老的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充满活力，满大街穿低腰裤的年轻男女；往往叫人忘记，这里还有老人。持续三年多的冲突打击了以色列经济，老人们最无法恢复元气。
朱蒂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在特拉维夫生活了几十年。2000年9月巴以流血冲突爆发前，她经营一家小店铺，后来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朱蒂关门失业。“现在我去找工作，肯定遭到笑话，”在这座美女如云的年轻城市，51岁的朱蒂无法找到工作，尽管她照片拍得很棒。
朱蒂没有结婚，孑然一身，靠退休金度日。陪伴左右的，是7只猫和一条狗。伸出十个手指，朱蒂手上戴了6个猫头戒指。香水味道再浓，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猫狗气息。难怪街上走过的宠物，都喜欢往朱蒂身上靠。“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是和我的狗在门外，”她的答录机这样讲。
7只猫和一条狗的天地，朱蒂从不允许外人进入。
难得的两次见面，她总是驾驶着小摩托车姗姗来迟。“我必须躲着警察，”朱蒂边摘安全帽边说，“因为我没有上保险，那些疯子警察有时会查的。”朱蒂和丹尼尔经常聚会的咖啡馆，满座是靠国际象棋打发下午的白发老人。
街道拐角，路灯没照到的地方，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垃圾桶里扒拉。朱蒂告诉我，那是在找别人扔掉的饮料瓶子，当废品卖。“一谢克尔一个，噢，不，是25阿古拉一个，他要找到4个才能凑满一谢克尔……”她说。
开着方头方脑的“陆虎”吉普车，以色列边境警察西蒙带着我和另一个朋友，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坦克前进的线路反向冲上戈兰高地。西蒙说，他开的是警车，可以带我们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满眼是半人高的金黄野草，绿树点缀其间。“67年叙利亚人的坦克就在这里，”西蒙不时点指路边。果然，坦克留下的深坑，至今清清楚楚。
一座废弃的碉堡里，西蒙领我看墙壁上班驳的阿拉伯字，是士兵用小刀刻上去的。辨认了半天，有一个依稀是“继续”。而碉堡外墙，已经用希伯莱文刷上军队编号，大卫星旗飘扬。再往前是战壕，还有士兵用过的铁丝床，锈迹斑斑。从碉堡的任何一个炮眼往下看，以色列的千顷良田尽收眼底。
一个山头，西蒙让我们下车观望，却不许拍照。山坡下，一面以色列国旗招展，军车排列整齐，分明是个兵营。“他们已经看清我的汽车牌照，”西蒙得意地说，“这些看似没有人的山头，到处都有‘眼睛’。”西蒙的儿子正是戈兰高地驻军士兵，一次，西蒙在山脚下自家院子里“方便”，儿子立即打来电话：“爸爸，为什么不回屋里方便？”原来，正在山头站岗的儿子看得清清楚楚。
路越来越窄，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而西蒙的车却越开越疯。他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开始用希伯莱语高歌，兴起时翻译成英语告诉我：“巴勒斯坦滚蛋！叙利亚滚蛋！黎巴嫩滚蛋！”拳头伸出“陆虎”敞开的车窗。
一根石柱前，西蒙停下来说，这是1923年英法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你把手放到柱子上，右手是巴勒斯坦，左手是叙利亚……现在，全叫‘以色列’了……”原来这是一根界桩。当时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而是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城市及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图
1923年边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阿拉伯土地而划定。它是英法以及当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确定。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整个戈兰高地。虽然1974年，根据叙以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收复了高地的三分之一，但今天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区仍远远超过这根界桩。目前，叙以和谈的一大难点，就是以色列表示可以撤退到1923年国际边界，即这跟界桩以内，而叙利亚则坚持以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界。这两条边界的差别，是一块长约10公里、宽不过数十米的区域，直接控制着戈兰高地的水源。
人类为生造出来的“边界”争战不休，而“边界”却以它的不断漂移嘲笑人类的鲜血。
西蒙说自己讨厌阿拉伯人、讨厌穆斯林、讨厌巴勒斯坦，“无论国还是人”。但是，他讲一口流利的巴勒斯坦腔调阿拉伯语，还到处向熟人展示我会说阿拉伯语。回来的路上，一个卖仙人掌果的德鲁兹人成为这种“展示”的又一观众。德鲁兹人讲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