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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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展示我会说阿拉伯语。回来的路上，一个卖仙人掌果的德鲁兹人成为这种“展示”的又一观众。德鲁兹人讲阿拉伯语，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也完全是阿拉伯人。吃了两个果子后，我顺嘴用标准的穆斯林道谢方式说“谢谢哈吉”，西蒙拍拍我说：“注意，人家不是穆斯林。”
位于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戈兰高地，人口构成比较复杂，有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和新教教徒等等。
回到西蒙家，一个满身臭汗、一脸通红，歪带工作帽、留两撇小胡子的人走进来。西蒙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倒水，用阿拉伯语聊天。“你要用电话吗？没关系，打吧，”西蒙说。那人接过电话，叽里呱啦一通阿拉伯语，大意是他弟弟快结婚了，叮嘱几句。刚要放下听筒，西蒙说：“讲吧，讲吧，没关系。”
西蒙轻声告诉我，这是南黎巴嫩人，基督徒，与西蒙的一个亲戚共事多年，电话打到黎巴嫩的。“南黎巴嫩人？”我问，“难道是2000年以色列从南黎巴嫩撤军后，出逃到以色列的原南黎巴嫩军队士兵？”西蒙点头。这支部队在阿拉伯世界被认为是“叛徒”，虽然在以色列得到保护，但终究没有归属感。
那人快讲完时，西蒙站在旁边对他挤眉弄眼：“说我向你弟弟问好，说我是阿拉伯人，哈哈。”
以色列北部，基布茨集体农庄。
要不是旁边那一大家子人讲阿拉伯人，我真把他们当成了以色列犹太人。
“来吧，吃烧烤！”他们热情招呼。“你们是巴勒斯坦人吗？”我好奇地用阿拉伯语问。“我们是以色列人，”其中一个显然是家长的男子说。
我突然明白，他们是“48年阿拉伯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有出逃的阿拉伯居民。他们居住的地方并入了以色列版图，直到今天。
一家人围坐在满地核桃的以色列农庄里，享受着浓浓秋色。那气闲神定的样子，与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判若两个世界。
他们对外讲希伯莱语，在家里只说阿拉伯语。聊到局势，“４８年阿拉伯人”不愿多谈，也期望巴勒斯坦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结束无休无止的流血，“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犹太人，大家相安无事……”
女子们没有蒙头巾，其中一个倒是带着圆边礼帽蜒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见我诧异，她解释说，“帽子的功能和阿拉伯妇女的头巾一样。”
同一天，我在农庄附近的商店买Ｔ恤衫。指着一件写有“Peace ，just do it和平，动手干吧”问价钱。老板说，别的Ｔ恤衫33谢克尔，这件26，因为图案是“和平”。
听说从耶路撒冷去加沙地带的路上，有个阿以人民和平共处的绿洲，欣然前往。刚要发动汽车，以色列朋友丹尼特打来电话，“路上你会经过一个地方，叫Latrun，帮我买瓶醋。”
Latrun这个名字不陌生，每次从耶路撒冷回加沙，都看到这个路牌，但从来没有进入路牌背后的天地。
离开高速公路，车在一扇高高的石门前停住。门上镌刻着东正教标志，下面是一串图案：禁止着短装、禁止吃东西、禁止宠物入内、禁止高声喧哗……吸引我的是一行小字和一个箭头：Wine Store（酒铺）。
一个叫米纳的小伙子迎上来，轻声说，随便看，但“务必保持安静”。
听丹尼特说过，Latrun是“寂静”的意思。据说这里的修道士，除了参加宗教仪式，平时几乎不说话。
庭院深深。绿的树，红的花，彩色玻璃的教堂，圣母玛利亚闪着圣洁的光。不见一个人影，几乎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葡萄架上郁郁葱葱。
回到门口，米纳热情地迎上来，问想不想看酒铺。正合我意。
原来酒铺藏在石门背后。瓶瓶罐罐看得眼晕，丹尼特要的醋孤零零站在角落里。米纳说，先看录像吧。
半间酒铺是个观众席，面前一架电视机，放映一段十几分钟的短片，介绍教堂历史，当然，也是酒史。显然这里曾经游人众多。
片子说，耶稣曾经在这里布道，所以有了教堂。有了教堂，来了修道士。有了修道士，种起葡萄。有了葡萄，开始酿酒。开始酿酒，还招来了法国专家。
修道士们在每年新酒酿成的时候，穿起道袍拿好法器，召开评酒会。把自家酿成的酒一字排开，挨个品尝，评委会主席坐在一盏台灯旁，小锤敲击桌面，算是评分。
“他们脱下道袍，象普通人一样劳作，”整个片子中，我只记住了这句话。这是一个法国酿酒专家描述修道士们的劳动场景。他们自己剪葡萄、运葡萄、分拣葡萄……
米纳说，目前Latrun有20多个修道士。“有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昨天有个刚从伯利恒来。”“为什么都来这里？”“因为这是个神圣的地方。”“不是因为酒？”我问。米纳笑起来，“他们有的终身在这里，有的来来去去。”米纳不是出家人，他在这里工作了5年。
米纳的英语字典不够用了，我相了相面，断定这是个阿拉伯人，便换了语言频道。这下他可乐坏了，絮叨个没完。
从录像里看，原先的酒铺比现在气派。米纳说，都是巴以冲突闹的，没了游客。他自己是48年阿拉伯人，以色列身份。“但我首先是个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才是东正教徒……”
我不懂酒，米纳善解人意地邀我和同事品尝。他变戏法般从柜台下面掏出各色样品，嘴里飞快地用阿拉伯腔英语报着酒名和年份，“干红，半干红，甜酒，威士忌红酒，干白……”
转眼功夫，大约2两酒分量的小酒盅，我已经灌下去6、7杯。米纳也忒实诚，杯杯满斟。渐渐，我发现自己的话多了，脚底发飘。
“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去卖呢？”虽然不懂酒，喝在嘴里的感觉真是舒坦。“这酒不Koshe……你不是犹太教徒吧？”米纳突然紧张起来。
“我不是，我哪样都不是，但我想买瓶酒送给犹太朋友……”“他戴Kippa（犹太小圆帽）吗？”米纳往自己头上比划了一下。“平时不戴……”“那就没事，”米纳眨了眨眼睛。
“那为什么不Koshe一下呢，就可以到其它地方卖了，”Koshe指在犹太教拉比监督下制成的食品，符合犹太教规定。犹太教徒不能食用没有“Koshe”字样的食品。
“因为交不起钱，”米纳低声说，“请拉比来监督，其实就是念经啦，每个月要交5000谢克尔（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其实他念不念经，酒还是一样的酒……”说着，他又把我刚刚喝空的杯子加满。
丹尼特只告诉我这里有卖自制的醋和橄榄油，没提这么好的酒。
结帐时，米纳说那瓶最好的干红白送给我。我从头摸到脚，还是从汽车后备箱翻出一个2004年京剧脸谱挂历回赠。那12张怪脸，够他看一年的。
握方向盘的手发颤，踩油门的脚发软。问同事们放不放心我开车？耶路撒冷分社高路从后座上扔过来一句：“没选择，大家都喝了嘛。”
从土路拐上高速，我们继续寻访“巴以和平绿洲”。我开始联想，那些高帽道袍的修道士们，品完美酒，是不是也打破“寂静”，步履踉跄地高歌几句？巴以这个地方，神性、人性，还有“没人性”，都在一起了。（完）
终于来到久闻其名的Neve Shalom（意为“和平绿洲”）。读过的报道都说，这个座落在以色列一号公路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典范。
事先没有同村里的“公共关系处”打招呼，不能享受导游陪同待遇，却也多了随意观赏的自由。“和平绿洲”的居民见过太多记者，不设防。
“爱之光照耀每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小学入口有一块这样的圆形石碑，前面是一道彩虹桥。门卫说，里面大约有200名学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一半。
孩子们在上课，录音机里朗读英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走廊里贴着一些画片，我看到了隔离墙、铁丝网背后哭泣的巴勒斯坦妇女、巴勒斯坦难民还有传统巴勒斯坦服饰，另一侧墙上贴着一条横幅，两颗以色列国徽“大卫星”。
拍照还是需要得到允许，我们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法耶兹·门苏尔是阿拉伯基督徒。据说还有一名犹太校长，我没碰上。同这里大多数阿拉伯居民一样，门苏尔是“48年阿拉伯人”，也就是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他们的居住地，今天他们已经成为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不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有别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先是站着局促地聊了几句，后来我把英语频道换成了阿拉伯语，门苏尔高兴地把我们请进办公室坐下。
“我在东耶路撒冷以及其它一些以色列城市也看到过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景象，为什么Neve Shalom这么特别呢？”
“在你说的那些地方，我们的确共同生活，但内心并不见得相通；说实话，阿拉伯人在那些地方是‘二等公民’，我们虽然是以色列公民，却不能享受同犹太人相同的权力；你看，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民主国家，但以色列国旗根本没有反映阿拉伯人的存在；Neve Shalom是一个模式，一个理念，希望双方能够在情感上真正相通。”
“请问你们怎么教宗教课和历史课呢？”
“我们分班教，这里的阿拉伯学生大多是穆斯林，专门有给他们上的伊斯兰教课；犹太学生也有他们专门的宗教课；但你不要忘记，这只是个小学，宗教不会讲太深。”
“据我所知，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经书中有些记载是不同的，您如何给学生讲解呢？”
“告诉他们，我们的宗教的确不一样；至于节日，阿犹节日我们都放假，星期六（犹太人安息日）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在一起聚餐、游乐，让它变成拉近阿拉伯学生、犹太学生距离的一天。”
“那么历史呢，怎么讲解中东战争？”
“我们毫不隐讳地谈论战争，但更向学生们强调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巴以冲突呢？”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处于犹太人‘占领’之下，我们是被占领的；小学生无法理解太多东西，但我们也有时政课，我们强调一点反对暴力。”
“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学，孩子们要到其它地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犹太学生将来还要参军，您认为社会最终会改变他们‘阿犹共处’的理念吗？”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相信童年时接受的教育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里的犹太学生来说，无论将来如何，他已经对阿拉伯人有所了解。”
一个阿拉伯女孩两次进来报告，校长跟她过去，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
信步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正在上英文课。黑板报上有显然出自儿童之手的以色列国旗、巴勒斯坦国旗，还有一面巴以各占一半的国旗。孩子们看见我的相机蠢蠢欲动，怕影响老师讲课，赶紧退出去。
隔壁教室显然活跃得多。一只麻雀比我更早飞进去，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从长相上看，我判定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板书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阿拉伯基督徒的数学老师亚斯敏说，这里只有一个犹太学生。伸手一指黑板下方、独自坐着的达罗姆。
6岁的达罗姆原先在犹太人班级，由于上课时唱歌，被暂时罚到阿拉伯班。
“阿拉伯和犹太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 亚斯敏说，“但犹太学生的阿拉伯语普遍不太好，阿拉伯学生的希伯莱语却很好。”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使用希伯莱语的机会更多。
达罗姆一个人在黑板下写自己的希伯莱语作业。“简单的阿拉伯语题目他会做，稍难些的就不行了，” 亚斯敏翻着讲义向我解释。她所说的“简单”，就是指光有数字，没有文字说明的题目。
达罗姆一脸郁闷。亚斯敏说，那是在跟他的犹太教师生气。正说着，犹太女老师进来跟亚斯敏说话，达罗姆恨恨地瞥了她一眼。
课间休息。阿拉伯孩子们抓起我的相机就摆弄，立即遭到亚斯敏驱赶。正如加沙的阿拉伯孩子一样，他们对陌生人有种掏心掏肺、不依不饶的好奇。一会儿，我的头发、衣服、相机上就爬满了小手，当然，他们比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孩子文明多了。
给达罗姆照相，却总有阿拉伯孩子挡住镜头，喊着“给我照，给我照！”
亚斯敏用阿拉伯语逗达罗姆说话。达罗姆懂简单的阿语问题，什么“你叫什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之类，但他一律用希伯莱语回答。
达罗姆几乎不理我。被阿拉伯同学包围之后，他抹去吃了一嘴的面包屑和果酱，奔出教室。
男生们趴在教室外的地上拍纸牌。一群女孩在另一个教室里唧唧喳喳。
从长相上，我无法分辨她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她们不象加沙或者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女
生，长裤外面罩着宽大的裙子，丝巾包头。Neve Shalom的绝大部分女生，穿窄窄小小的T恤、牛仔，有些还烫了头发。
女孩们利用课间休息，吃起便当。课桌上有个红色笔袋，上面竟用黑笔画了三颗“大卫星”。“这是什么意思？”心里一惊，我用英语问笔袋主人。她着急得不知用什么语言跟我说，突然做了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
“啊为什么？”我立即换上阿拉伯语。“我恨犹太人！”她如释重负地用阿拉伯语回答。“你们都恨犹太人吗？”一个女孩拨开其他人过来，笑嘻嘻说，“我妈是犹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犹太人，她们恨！”
我突然不知说什么好。教育的力量似乎瞬间可以被推翻。
“这个班里有犹太人吗？”“有！”笔袋的主人麦纳尔Manar把我拉到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