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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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哄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是今天以色列轰炸的目标人物，杰哈德创始人沙米的侄子兼保镖。也许就是急救室里躺在右边床上的那名男子。

　　孩子们擎着黑旗围过来。其中一个是苏希的同学。问感受，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死了好啊。”他说苏希很活跃，爱踢足球，是个好学生，今天他从家去学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一行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人生就象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终于，谢赫亲自接我进寺。我楞楞地拽着黑袍往前冲，一低头，苏希的尸体就在墙边。地上坐了一排男孩。看到照相机，有几个还是笑着凑过来。

　男人们做完礼拜，抬起尸体往外走。对空鸣枪声响成一片，一粒弹壳烫烫地蹦在我脚面上。

　　担架上了货车，墓地很远。

　　送葬队伍绕行加沙城的大街小巷，走了近一个小时。车上8个男人抬着担架，始终没松手　
　
　
，间或传来轻声抽泣。苏希的叔叔跟人换了手出来，捂住脑袋蹲下。有人递给我那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装着尸体的货车缓缓前行，游行队伍跟在后面。不断有孩子扒住车栏杆跳上来，做几个鬼脸之后翻身下去。街道两边涂满战斗口号和图画的墙壁向后退去。

　　墓地在加沙地带东部边境，对面是以色列军队。带枪的年轻人全被拦住，大家怕他们进墓地会招惹麻烦。为了确定位置，我问：“边境？”苏希的叔叔说：“边境，巴勒斯坦的边境！你以为是以色列吧？这里全是巴勒斯坦，学过历史吗，你？”

　　车里不知谁跟了一句：“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这里没有以色列，全是巴勒斯坦！”

　　坑已经挖好。众人唤父亲过来送子入土，父亲哭成个泪人。

　　坑不大，很深。伊斯兰教的传统是速埋，深埋。一个不相干的孩子，背书包坐在墓地里看风景。

　　盖上土，人们围坐在墓前听谢赫讲话。谢赫说，哈齐姆兄弟（苏希的父亲），莫伤悲，我们要告诉你，你儿子去了真主那里，做烈士比其它死法都好。紧挨着谢赫，同样是两个男孩。

　　墓地里，有人对我说，请多拍些照片，让全世界看看。这时候，墓地里只有我一个记者。

　　来自法塔赫组织的哈齐姆（不是苏希父亲，另一个同名的人）主动带我回去。车里还有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路上看见拿枪的，哈齐姆就招呼他们上车。我很紧张：“他们是以色列的‘通缉犯’吗？”

　　“是啊，”哈齐姆脱口而出。后座一个人提醒他，中国记者是担心有人招来导弹。哈齐姆笑了：“不会，他们不是‘大’通缉犯。”

　　哈齐姆语速快，车速慢，一路给我洗脑。他说，全世界犹太人是一家，他们控制美国金融，控制美国国会。“你知道莫尼卡吧？犹太人！为什么找上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来过加沙（1997年为加沙机场剪彩），犹太人要搞臭他……”

　　他指着路边背书包的孩子，看，如果犹太人盯上了我，一颗炸弹掉进我车里，这些小孩也完了。你看，那个小孩，喏，那个蓝衬衣的，他难道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

　　我问，那你怎么看自杀爆炸呢？公共汽车上，餐馆里，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他回答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只有自己的身体”。

　　回到清真寺门口，我找到自己的车。哈齐姆说，给你个电话号码，有事找我。对了，我在海边有两套房子，要租的话，便宜给你。

　　第二天。房东哈马德的妈妈第一次替儿子来收房租，一见我便惊呼：“昨天在苏希家看见你！我是他姑妈！”

　　她说，据医生讲，爆炸后苏希被气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弹片击中。进医院后8分钟死了。

　　8分钟。苏希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他很聪明，也调皮极了，”姑妈说，隔壁有个一年级的小孩，今天问苏希怎么不跟我一起上学去了？大人说，他成为烈士了。苏希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他是老四。

　　“政府或者其它组织会给抚恤吗？”我问。姑妈说：“过去伊拉克政府给钱，现在你也知道……苏希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挺穷。”

　　我不敢当面把苏希死去和下葬的照片交给他父母，就托房东妈妈转交。

　　两天后，再次去苏希家。不过两天，父亲就比那天在墓地瘦了好几圈。妈妈木然地容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横拍竖拍。有人拿烈士像过来做背景，妈妈一下子捂脸哭起来。我们于心不忍，走掉。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把苏希的弟弟拉来：“你们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拍照，长大后，他一定能灭了（以色列总理）沙龙！”于是他让苏希的弟弟穿起迷彩服，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2月7日苏希被炸死的同时，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恰好经过那辆汽车旁。瓦迪没有死，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联系到瓦迪的儿子马哈茂德，约好到家里看望他父亲。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木拉格（Murag）镇，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车子开到大路朝天、人烟稀少的地方，马哈茂德正在路边等候。他说，这里不通车，他搭乘别人的驴子过来。

　　穿过羊肠小道，耳边苍蝇嗡嗡。马哈茂德一指，到了。灰色的水泥房子，没有门，没有窗。确切地说，门框和窗框都在，只是空的。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石板是为了挡住冬季的雨水，四周露着光。马哈茂德说，因为交不起账单，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是从邻居那里接根电线过来，亮一盏日光灯，供上学的孩子写作业。

　　瓦迪躺在角落的暗影里，浑身缠满纱布，一动弹便牵动所有伤口。他天生哑巴，现在更是有痛说不出，见到我和同来的摄影师高磊，两只手拼命向前伸，嗓子里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的妻子说，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工资。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口袋里的工资全部叫人摸走，那是养活全家15口人的钱。说到这里，瓦迪又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比划着。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快乐）”。

　　妻子说，当时瓦迪距离那辆汽车十指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虽然性命得以保全，　
　
　
却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说话间，儿子马哈茂德拿来碎布条般的衬衣和裤子，上面血迹斑斑，是爆炸当天瓦迪穿的衣服。

　　马哈茂德原先在一家金属工厂工作，一年前那里工厂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从此失业。问及为何不再找份工作，马哈茂德说现在的加沙哪里找工作去！瓦迪有两个儿子，另一个也失业了，女人们都不工作，所以瓦迪原先是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ＵＮＲＷＡ）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幸亏巴勒斯坦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孩子们还在上课。大些的一个女孩在哈马斯办的宗教学校念书。看见我们，她害羞地往人身后躲，闪动的大眼睛又分明透出说话的愿望。

　　“没有人赔偿，也没有人救济我们，”妻子说。因为住不起医院，瓦迪早早出院，回家5天了，却没换过纱布，也没洗过澡。医生开了方子，家里没钱抓药。

　　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我们起身告辞。高磊跟马哈茂德握手，马哈茂德的手抽回去时，里面多了500谢克尔。他却不让我们走了，拿来几张医院证明，说他和他妻子生过四个孩子，每个产下不到一天就死了。医生说这个毛病在加沙治不了，一定要出国花大钱治。

　　临走，马哈茂德打发他的女人过来跟我说：“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出钱帮我们到外国治病，将来我们第一个女儿就以你的名字命名。”我的汽车发动了，一个孩子在后面追着喊：“给我5个谢克尔，给我5个谢克尔！”

　　第二天，马哈茂德打来电话，问那500谢克尔是给他父亲的，还是给他的。之后隔上几天，他就会来电话。我问他父亲情况怎么样，他懒洋洋地回答“挺好”，然后就叮嘱我不要忘记他需要出国治病。

　　几秒钟的空袭过后，以色列的类似军事行动还将继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报复正在酝酿。而苏希的人生隧道走到了尽头，瓦迪从此生不如死。


新兵问老兵：“害怕开枪怎么办？”老兵说：“你开了就好了。”

　　《黑鹰坠落》

　　哈提姆和萨比拉

　
　
　
　　相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加沙记者圈是个充满情义的圈子。虽然各为其主，竞争残酷，但在仅仅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大家总是在同一场合、同一地点出现，经历同样的空袭和枪战。西岸记者比较分散，局势相对平静。据说两个人之间友谊快速升温的办法是一起讲第三个人坏话，那么咒骂“阿帕奇”和F－16，就是令加沙记者们紧密相联的强力胶。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前，整个加沙地带只有三名当地记者。2000年9月之后，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超过300名，新闻系成为这个失业率达到75％的地方最热门的职业。就连外币兑换所的老板都曾打来电话，询问能否在我这里接受“记者培训”，他说在加沙当记者比开钱庄挣钱多了。

　　全世界大小媒体，只要报得上名字的，都会在巴以地区露面。其他国家的记者一般住在耶路撒冷，只在发生大事件的时候进入加沙地带，加沙新闻主要由当地巴勒斯坦雇员采写。历任新华社记者都曾是唯一常驻此地的外国记者。2004年初美联社向加沙派来了常驻摄影记者加拿大人凯文。不过凯文每个周末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那里养了条大狗。

　　记者圈里跟我最要好的是哈提姆和萨比拉。他俩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一个美联，一个法新（萨比拉后来转投德新）。哈提姆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学习摄影；萨比拉的哥哥和叔叔都是法新社记者。

　　哈提姆因身躯庞大，得号“熊”。在冲突现场，他总是表现得满不在乎，却身手敏捷。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是从来不穿防弹背心。一次，从枪战现场回来，哈提姆用香烟屁股敲打我的防弹头盔说：“我讨厌这个东西，真主要你死的话打在哪里都可能，”香烟一下戳到我的眉心。

　　两年前，他在加沙地带北部挨了以色列士兵8枪，至今膝盖窝里有颗子弹。每次过安全门都响，但医生说还是留在里面算了，很难取出。当时，美联社替他状告以色列军方，案子是这样了结的：哈提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经过这件事以后，哈提姆在冲突现场再也不穿防弹背心。

　　有次，我注意到他右手腕上缠着几股白线，问那是什么。他支吾着说，妻子和母亲缠的，已经带了好几年。我便明白，那是他的护身符，他的“防弹背心”。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一场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伏击。巴人死了两个，以色列1死6伤。

　　自愿充当向导的年轻人领我和哈提姆走上一个水泥楼梯。血，顺着梯子流过，在晨风里干了。楼梯通向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玻璃粉碎，满地黄铜弹壳，年轻人一把一把抓给我看。正当我拍摄满墙弹孔时，他招呼我和哈提姆到隔壁房间“看样东西”。

　　年轻人蹲下，掀起地上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又稠又软。

　　再次踏着鲜血走下楼梯。太阳正烈，水泥地映出白花花的光，血迹因此显得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发生枪战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边人家的墙壁被打出一胳膊长的窟窿。我在加沙地带南部见过这样的窟窿，当地居民说是以色列士兵炸开墙壁，躲在里面伏击过路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窟窿望进去是个厨房，满目疮痍，母亲和一个孩子呆呆站着。

　　这时，哈提姆从窟窿外边伸进脑袋，招呼我给他照张相。他举着200毫米尼康长焦镜头回眸，脸上隐约还有微笑。我骂他拿人家的伤口当勋章，他却一脸无辜地说实在没人给他拍工作照。

　　在现场，我们很少表达内心感受；谈论的，仅仅是图片质量。终于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巴勒斯坦记者比普通巴勒斯坦人幸运，因为有冲突，才有高额收入。哈提姆阴沉着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