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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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吉利耶，一座四面全部被隔离墙封死的城市。其中一个名叫贾尤斯（Jayyus）的村庄，隔离墙在这里向巴勒斯坦控制区伸进6公里。村长介绍，为了给隔离墙“腾地儿”，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9000亩土地、120个暖棚、3000多棵橄榄树。
说着，他拿来几张纸，手写的阿拉伯语字条：“2003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此地腾空”。他说，隔离墙动工之初，以色列人通知巴勒斯坦人“腾地儿”的方式，就是在树干上订几张这样的字条。当地居民曾经几次举行示威游行，但根本无济于事。“巴勒斯坦政府对此有何表示呢？”“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部长们也来不了这里，我们象生活在荒岛上，” 村长说。
52岁的巴勒斯坦医生侯赛因·夏迪（Hussin Shady）说，原先在村里有13亩土地，隔离墙修建后将其中8英亩被圈到另一边。原先他雇佣11个农民耕地，现在只留下了两个。“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工作，”夏迪说，“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曾经到萨拉吉利耶的餐馆吃饭呢。”
安把吉普开到隔离墙上。清楚地看到，绵延的铁丝网和铁桩，还有穿梭往来的推土机。一些地方，高约十米、宽半米的水泥板块已经运到，吊车正把板块“种植”就位，好让它们连成高墙。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16日，隔离墙破土动工。眼前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之中，一些路段似乎并不设防，任我们靠近；遇到有了望塔的隔离墙，安变得非常小心，远远停车，问清楚当地居民再挨近。
在一处僻静的小山头脚下，几个巴勒斯坦人沿弯弯曲曲的小道走来。安说，这些人穿过小路，就可以绕开以色列检查站。“自杀爆炸者就是这样渗透到以色列的？”我问。“有一部分是，”安承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把这些道路全部封死呢？”“西岸地形错综复杂，与以色列的交界线很长，根本不可能全部堵死，”安还说，吉普车驶过的许多道路正是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后形成的，因为原来的道路已经被以色列封死。
安一再强调，修建隔离墙并不能杜绝“人体炸弹”，而其真正用意是“攫取更多巴勒斯坦土地”。从地图上看，隔离墙并没有按照1949年巴以停战分界线，也就是“绿线”修筑，而是越过“绿线”，伸进巴勒斯坦控制区，形成一道“看得见摸的着”的实际边界。
安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助手不久前参观了隔离墙。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隔离墙不是按照“绿线”修建，它把许多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了以色列这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一道黄色栏杆前，我们看到三、四米开外对面另一道黄色栏杆。但是我们，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都不能驾车穿越这两道门。安以平均80－100码的速度赶路，绕行行驶40多分钟后，才抵达另一道门。两道“黄色栏杆”正是未来隔离墙上的“门”。在以色列设定的时间段、得到特别允许的巴勒斯坦人或者货物，才可以通过。
“隔离墙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将变成以色列或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工厂奴隶’，”安说。更惊人的是，大部分修建隔离墙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在失业率达到7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这毕竟意味着一份工作。
村里的巴勒斯坦水文工程师阿卜杜·拉迪夫·哈立德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爱好动物的村里人过去经常在家门口放食物，吸引兔子、鸽子等小动物来吃。隔离墙修建以来，再也没有小动物光临这户人家。“隔离墙不仅破坏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有的自然环境！”哈立德说。
吉普车再次上路。在一条5米多宽的土路两侧，各出现一道铁丝网。安说，铁丝网背后各是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两个相隔仅5米的村庄今后如何往来呢？”“以色列建议修建地下隧道供巴勒斯坦人行走当然，这得由巴方出钱，而以方则控制其安全，”安说。
与安参观隔离墙的第二天，以色列“自由新闻”通讯社记者大卫·拜典（David Bedein）带着我们沿几乎同一条线路穿行约旦河西岸。“西岸？你说的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吧？”拜典很不喜欢我动辄用“西岸”这个地理名词。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犹地亚”、“撒玛利亚”分别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国首都的名字。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没有一个犹太人有权力让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这样说。从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巴以间争夺土地的真正战场，在西岸而不是加沙地带。“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加沙，”巴勒斯坦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以此换取舆论对保留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默许。
拜典所在通讯社与以色列官方观点经常相左，因为“自由新闻”认为以色列政府太迁就巴勒斯坦一方！“坚决反对以隔离墙为巴以实际边界，” 但拜典的理由与安不同，“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就是以色列地，不可分割！”
隔离墙正如一条灰色长蛇，蜿蜒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虽然将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一边，但同时把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孤立在墙外。
通往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路上，我们停车在一个以军检查站旁的小咖啡馆。进门，拜典指给我看两页用镜框镶起来的剪报：2001年2月8日、2月13日，42岁的西蒙·基里斯（Shimon Gillis）和34岁的萨西·萨松（Sahi Sasson）先后在这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枪击丧生。经济学博士基里斯当天刚刚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讲课，萨松的妻子则是一个帮助“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庭”组织成员。
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妇女自愿开设了这个咖啡馆，为军人们提供免费的蛋糕和咖啡。三三两两背枪的以色列大兵围坐在小圆桌前说笑。问及为什么自愿到这里服务，定居者萨拉说，“因为士兵保护我们，就像一家人。”
咖啡馆外面的矮墙上，彩色油漆写着“欢迎和平到来！”
拜迪的脖子里套着一副耳机形状的收音机，一到整点，他就把“耳机”扶正，收听新闻。他说自己无时不刻竖着耳朵听新闻。不仅仅是记者，普通以色列人也过着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任何新闻动向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
在西岸近150个犹太人定居点中，希伯伦定居点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最多，这里居住着400名犹太人定居者和14万巴勒斯坦人，双方摩擦不断。
“定居点？你说的是‘犹太人社团’吧？”拜迪又一次纠正我的用词。在希伯伦最大的犹太人定居点卡尔亚特·阿赖拜入口，他递给我一份刊物，名字是《希伯伦犹太人社团月刊》。翻开这本薄薄的16K杂志，全部是此地定居者婚丧嫁娶的信息和照片，一派热融融的生活。
穿过空无一人的巴勒斯坦街道，就看见满眼大卫星以色列国旗。几天前，以色列军队刚刚结束在希伯伦巴勒斯坦区域的军事搜索，巴勒斯坦人大都关门闭户。几个头带犹太圆帽的小定居者，坐在石头台阶上玩耍，鬓角都留着卷卷的头发。途中，遇到一队“寻根访祖”的美国犹太人，希伯伦定居点发言人大卫·威尔德（David Wilder）摆弄着模型，向每一个访客介绍“犹太人社区”情况。
拜迪把我们领到一处典型的定居者住宅：家里有14个孩子，父亲是经书抄写员，室内最多的摆设是经书和儿童玩具；墙壁上随处可见子弹打穿的窟窿，客厅的花盆背后、浴室、书房……这是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中离巴勒斯坦村庄最近的7户人家之一。出门30米就到了巴控区，拜迪打开窗户向外一指，300米开外就是一个小山头巴勒斯坦枪手理想的射击地点。
子弹随时可能射进房间，15岁的哈达萨（Hadasa）却从来没想过要搬走。
“他们（巴勒斯坦人）就是要把我们吓走，好占我们的地方，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她不会讲英语，通过拜迪翻译告诉我。哈达萨见到生人很羞怯，手里不停转着线团。
一天临睡前，哈达萨的父亲进屋看孩子们睡着没有，突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哈达萨说，她8岁的弟弟反应是：接着睡觉！
“你认为这样的生活‘正常’吗？”我问。“父母来到这里时，就知道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 哈达萨说。
陪同我们来到这里的定居点发言人威尔德说，以色列军队进驻对面山头后，哈达萨家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走出哈达萨家，10米开外，以色列军队正在修建地下掩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疏散这里的几户定居者家庭到那里躲避。
威尔德指着哈达萨门口一块铜匾叫我们看：“献给亲爱的士兵我们与你们亲如一家”。
在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路线图上，还看不到隔离墙与希伯伦的联系。如果隔离墙真的成为今后巴以实际边境，那么希伯伦定居点就将划到巴勒斯坦一侧。希伯伦犹太人社团负责人沙尔·古斯汀（Shaul Goldstein）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军队为划定边界前来拆除定居点，定居者们会全部出去反抗，但谁也不带枪。
2004年5月6日，以色列军方组织外国记者参观隔离墙及其监控中心。
参观开始之前，一名以色列军官在烈日下抖开一张地图，中校沙伊·布雷弗曼指点“江山”：“巴勒斯坦人说隔离墙圈走了他们的土地，实际上隔离墙在绿线以内只有2％……”
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地图上，还附有一些图表：以色列地图放到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版图上，其面积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左下角是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来路及爆炸地点、死伤的以色列人数从“没有‘安全篱笆’的西岸”渗透至以色列境内的人体炸弹，夺走了502名以色列人的生命；而全面封锁下的加沙地带，只有两名人体炸弹成功越境。
布雷弗曼说，自杀爆炸，大多需要数座不同巴勒斯坦城市“合作”。例如，“人体炸弹”来自杰宁、炸药来自纳布卢斯、运送人体炸弹的汽车来自图勒凯尔姆，最后在离以色列城市最近的萨拉吉利耶会合。“所以萨拉吉利耶四周全部被‘安全篱笆’包围，” 布雷弗曼说。
布雷弗曼正向记者们讲解时，忽然一名头戴圆帽的犹太人妇女走过来，说“我要告诉你
们，我们反对隔离墙，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来就是以色列地，不可以让给巴勒斯坦人……”记者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相信我，我也服过兵役，曾经担任中校，我有理由反对现在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有记者问她，如何知道今天有记者在场，这名叫绍莎娜·希洛的妇女说，她看见有一群人站在这里，猜想是参观活动。问到她从哪里过来，竟然是一年前、隔离墙动工之初，“自由新闻”通讯社拜典带我去的那家咖啡馆！
乘坐以色列军方提供的大客车，一路尘土飞扬。隔离墙全长700多公里，四分之一以上的路段已经竣工。沿途铁丝网林立，间或看到水泥围墙高耸。发言人解释说，在人口密度大，遭袭击系数高的地段，如耶路撒冷，隔离墙采用全部水泥结构，其它地方则采用多重铁丝结构。
与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交谈，一旦吐出“隔离墙”这个词，他们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你，“这不是墙，只是一道篱笆。”
此次参观的“重头戏”是隔离墙监控中心。布雷弗曼一再强调，不准拍摄任何照片，最后还是要求记者们把照相机、摄像机留在车里，才算放心。监控中心由几间满室电脑的办公室和一座兵营构成。
办公室里没有人高声说话，穿深色制服的7名以色列女兵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和电视屏幕。电视连接着隔离墙上的摄像头，每100米隔离墙就有三台摄像机不间断交错扫视；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不同图形和数据。一名记者刚要与女兵交谈，被布雷弗曼喝住。
“与黎巴嫩、叙利亚边境的樊篱不同，‘安全篱笆’全部采用最先进的设备，” 布雷弗曼眼睛里闪出一丝骄傲，以色列巡逻士兵的军车也装有视频接受系统，以便同步收看隔离墙上的情况，“任何风吹草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以色列士兵的巡逻车会在几分钟内赶到篱笆上的任何地点。”隔离墙的电力全部依靠太阳能。
电脑室连通一间指挥室。比普通电视屏幕大三倍的宽幅显示器上，播放着各段隔离墙的情况，供军官们做出判断。眼前的显示器上，是一排秃了枝的橄榄树。我问布雷弗曼，是否因为橄榄树遮挡了隔离墙上摄像头的视线，所以以色列军队在筑墙同时，铲平巴勒斯坦人的果园？布雷弗曼回答说，以色列的确砍伐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橄榄树，但树的主人都得到了经济补偿，以色列还帮助巴勒斯坦人将其中一些树挪到其它地方种植，“我们拿着树问巴勒斯坦人，‘你希望种在哪里我们就帮你种在哪里’……”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丝骄傲又回到布雷弗曼脸上，“‘安全篱笆’修筑以前，经常发生巴勒斯坦村庄汽车遭窃、转卖到其它村庄的事情，现在连这种情况都杜绝了，一家巴勒斯坦保险公司的老板还感谢我们呢……”
布雷弗曼强调，以色列建造隔离墙的同时，“处处注意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因此，隔离墙每修建一公里花费的100多万美元中就有16％用于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方便，包括在紧邻的两座巴勒斯坦村庄之间铺设隧道。
想起加拿大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