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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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半，夜空中忽然升起一个耀眼的火球，悬浮在那里，一动不动。穆罕默德的母亲说，那是以军发射的照明弹，用来查看附近村庄情况。突然，“啪”一声枪响。坐在门槛上的伊哈卜和妹妹希巴好似受惊的兔子，一下子蹿进屋里。大人们也赶紧起身，收拾起毯子和餐具，宣告纳凉结束。
母亲关上院子和房间之间的铁门。枪声更稠密了。小妹妹希巴忽然想起自己的拖鞋还在院子里。母亲说，算了吧，别出去了。
屋里又潮又热。穆罕默德说，从枪声判断，不是交火，而是以军士兵开枪警告村里人不得外出。“他们经常在半夜胡乱开枪，吓唬村里的武装人员；”他说，“有时整晚不停，害得我不得不吃安眠药。”
可是，一旦发生交火，吃什么药都睡不着了。穆罕默德说，为了抓捕攻击定居点的武装人员，以军士兵多次半夜破门而入，查看全家人的身份证。交火激烈时，以军出动坦克向村庄开炮，穆罕默德家在最前沿。虽然炮弹不曾落到家里，但恐惧、惊吓却无时不在。由于宵禁，不能跑出房子躲避炮弹，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一旦开炮，我们全家就趴到厕所的地上。”因为厕所是这个50平方米的住宅内离定居点最远的一个角落。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土地就是财富，他们的钱财大部分用来买地。搬离一块土地，到别处生存，意味着倾家荡产从零开始，加上定居点附近的土地很难出售，穆罕默德一家没有搬离这个地方。
父亲法里克突然开口：“其实，定居者不是可怕的，而是害怕的。”他说，对面的犹太人定居点里住着200多名定居者和上千士兵，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一共4000多名定居者。而仅仅黛尔·拜莱赫的巴勒斯坦人口就有9万，整个加沙地带150万。定居点，其实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以色列士兵之所以胡乱开枪，正是给自己壮胆。
入夜，整个村庄在黑暗中沉默了。外面由远及近传来“沙沙”声，地面微微颤动。穆罕默德的母亲把我带到窗户旁，掀起一角让我看。一辆巡逻的以色列坦克缓缓驶来，炮筒后的一束灯光划过窗口，穆罕默德的母亲赶紧把我按到地上。坦克顺着墙过去了，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穆罕默德的母亲把床让给我睡，并铺好了一床新被褥。我执意推却，最后在床边的地上
躺下。
夜里，几次被枪声惊醒。穆罕默德的母亲也我醒了，在床上平静地说，不要紧，只要不是开炮。
公鸡报晓，终于把村庄从噩梦中唤醒。穆罕默德围着屋子转了转，发现羊圈的铁皮房子上多了一个枪眼。早晨7时，宵禁才解除，但伊哈卜和妹妹必须6时半出发，赶到几公里外的德国援建小学上课，途中还要经过定居点附近。“定居者允许巴勒斯坦孩子沿定居点旁的公路去上学，但不能有大人跟着，”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但谁放心让孩子单独穿过定居点呢！”
晨光里，背书包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走向学校。他们脚下的泥地上，昨晚坦克履带碾过的痕迹清晰可见。
“魔窟”还是“世外桃源”？
在黛尔·拜莱赫度过一夜之后，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犹太人定居点是“魔窟”。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的位置可谓精心选择，从南到北把整个加沙地带“管”起来，而且垄断了最好的水源、最肥沃的土地。这里的定居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盛产鲜花，行销世界各地。欧美市场上热门的以色列鲜花，一部分就产自加沙。17个定居点的面积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47％左右。而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数目统计十分混乱，只能说大约200个（不包括东耶路撒冷）。
在从北京到特拉维夫的飞机上，我结识了以色列人多佛拉赫。她的儿子扎黑住在加沙地带北部定居点埃里·西奈。由多佛拉赫牵线，扎黑一家允许我前去采访。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具有军事意义，没有熟人很难进入；而以色列境内的定居点则对外开放，出入平常。
乘坐以色列牌照出租车去埃里·西奈的路上，我有些紧张。因为这是一条专供定居者使用的公路，悬挂巴勒斯坦牌照的车辆禁止入内。享有“特权”的同时，行驶在公路上的定居者汽车也屡屡成为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伏击对象。
一路上，巡逻的以色列军车穿梭不断，枪口全都冲着外面。定居点入口处关卡，一男一女两个士兵检查了我的护照后放行。两扇大铁门前，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停下，司机告诉我，这就是“埃里·西奈”。
一进门，我的脑海里只有四个字“世外桃源”。与纷乱嘈杂的加沙相比，这里能听见小鸟啁啾；加沙很少见到绿色，主干道欧麦尔·穆合塔尔中间一排棕榈树，总是垂头丧气，枝叶枯黄，而这里，满眼都是鲜花绿草，落英缤纷。唯一把我拉回到现实的是间或传来的炮声。
“别担心，那是士兵在操练，”扎黑的妻子加尼特到入口来“认领”我。这才知道我之所以顺利过关，进入定居点，是因为她在前一天已经把我的名字、护照号码、到达时间上报军方。
加尼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这也许是定居者的生存本能。她没有如我所愿地带我参观整个定居点。我只好在去她家的路上，四处打量这个想象中的“魔窟”。 83户定居者的小别墅整齐排列，一色白墙红瓦。这让我想起在国内采访过的江阴华西村所有楼房的外观一模一样，显示出某种一致的追求。整个定居点被铁丝网包围。加尼特说，以前巴勒斯坦人可以进来打工，但自从有人溜进来杀害定居者以后，一道铁丝网搁开了彼此。住宅区外围是大片农田，隐约可见高高耸立的了望塔。军车往来不断。
站在高处，可以望见加沙。咫尺之隔，居然天上人间。
加尼特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摆设十分西化，跟以色列本土人家别无二致。5岁的小女儿坐在沙发上边看动画片边乐，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有点害羞。那个动画片我在加沙也看过，不过是阿拉伯语对白，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时候也是咯咯直笑。
加尼特全家人住在这个定居点里，而工作的地方则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什克隆工业区。根据以色列政策法规，定居者可以低价购买住房，价格往往是以色列本土房价的1／4到1／2，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低息贷款、减免赋税。加尼特却告诉我，她选择这里居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图清净”。
她的父亲，现年59岁的阿维·法拉汗，是埃里·西奈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定居点的建立始于另一个定居点的消失。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签订后，西奈半岛的14个定居点和2个中心城镇根据协议全部撤离，3000多城镇定居者和500多户农业定居者在1982年4月之前被陆续安置到西岸和加沙地带。加尼特一家就在82年最后一批离开西奈半岛的行列中。强行拆除定居点的当天，全家人哭着喊着恳求以色列警察不要拆除他们的家园。一名记者拍下了当时的场面。20年后的今天，头发花白的阿维·法拉汗举着当年的黑白照片展现在我面前。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被政府‘抛弃’了，我们要告诉政府，这样的‘和平’我们不要，”阿维·法拉汗这样解释当时的想法。抱着这种信念，他扛着一面以色列国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徒步行走200公里来到耶路撒冷。一路上不断有追随者加入他们的队伍，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队伍扩大到了一万多人。但一切都无可挽回，一切已成历史。
时过境迁，“定居”下来的阿维·法拉汗曾经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一起经营饭店。“因提法达”开始后，阿犹共处的局面不复存在。“我仍然愿意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开饭店，”他说，“名字就叫‘和平饭店’。”
一直通过女儿英语翻译和我交流的阿维·法拉汗突然问：“你会说阿拉伯语吗？”他讲阿拉伯语的时候，我简直以为面前是个巴勒斯坦人。其实，上了年纪的巴勒斯坦人也都会说
希伯莱语那是阿犹共处的历史遗留，而他们的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巴勒斯坦腔”。而阿维·法拉汗的孩子们却瞪着我们讲阿拉伯语犯傻他们这一代可不会说了。
这时，加尼特的丈夫扎黑走进来。他刚刚从军队里回来，腰间一把手枪很是惹眼定居者的防卫意识无处不在。根据相关政策，成年男性定居者可随身携带武器。大型定居点由军队守卫，外围筑有防御工事，小型和孤立的定居点可以建立自卫队，并可自行筹款购买武器。
扎黑听说我从加沙来，得意地伸出手掌说：“我对加沙的了解，就像对这只手。”以军占领加沙期间，他曾在那里服兵役。他反问我：“巴勒斯坦人怎么看定居者？中国人怎么看以色列人？”我坦白说出自己在定居点附近人家度过一晚的经历，而以色列人以“定居”方式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出乎意料，扎黑并不在意，“我们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整个以色列就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个定居点。”
10月19日，以色列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哈瓦塔…吉拉德犹太定居点。奉命行事的以军士兵同遭到犹太定居者的激烈反抗，冲突造成至少30名军警和10名定居者受伤。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埃利泽称定居者与军队冲突是一种“叛乱行为”。
回到加沙的我打电话给阿维·法拉汗，问他有没有想起当年被迫离开西奈半岛的经历。电话那头，他沉默了一阵说：“我们总是政策的牺牲品。”（完）
天下万物皆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圣经·传道书》
句号
加沙城北谢赫·拉德旺（Sheikh Radwan）公墓。
2004年4月18日下午2时，哈马斯二号人物兰提西（又译作“兰提斯”）在这里下葬。一米开外，埋着20多天前同样遭到导弹袭击的哈马斯头号人物、精神领袖亚辛。走出两步，便是2002年7月22日深夜死于以色列一吨炸药倾泻之下的哈马斯军事首领谢哈德之墓。“谢哈德墓里还有他老婆……”一个孩子说。除谢哈德外；13名无辜巴勒斯坦人在那次轰炸中死亡，14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9名儿童。
“阿布·沙纳布在那边，”孩子往远处一指。他说的是哈马斯三号人物，2003年8月21日遭以色列“定点清除”。
18日来到墓地时，天光渐暗。白天十万人送葬的喧嚣已经退去，窄窄的土坑边，只有三五个孩子坐地玩耍，微微隆起的土堆上覆盖着花瓣和一张打湿了的兰提西画像，别无他物。
亚辛不到一个月前被埋葬了，可是他的坟墓至今没有得到整理，仍旧只是一抔黄土。“他们什么时候来修水泥的呀？”一名男子指着亚辛墓问身边另一个人。“哈马斯现在哪里顾得上这些！”那人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看哈马斯头目们在这里归了一处，我突然有点不合适地想到《无间道》。
黑色清晨
2004年3月22日。睡梦中我隐约听见窗外有响动，稍顷，电话铃大作。睁开眼，发现天还黑着，心头一凛。抓过电话，阿马德急促的声音传来：“他们杀了亚辛！杀了亚辛！”
“死了吗？”
“死了！死了！”
为了确认消息，我立即打开枕头边的收音机。土生土长的加沙广播电台“自由之声”，播音员的声音如丧考妣：“亚辛遇刺。”我看了一下表：5时25分。
疯了似地冲下楼，赶往现场。亚辛家在我的办公室以南，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但是路线曲折。幸好记者们事先都反复联系去他家的路线，以便有事及时赶到。
一扇暗红色的铁门上弹孔斑斑。仔细看，弹孔周围还有“地狱火”导弹穿透铁门瞬间，高温熔化金属的痕迹。一地鲜血、满墙弹孔，除了导弹碎片，还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重型机关枪扫射留在地面上的弹洞，每个大约20厘米深。
亚辛的轮椅碎了，袍子碎了，脑袋也碎了。遇到美联社记者凯文，我们几乎同时说了一句：“真不敢相信……”
迎面而来，是黑布套头，仅露出一双眼睛的哈马斯们。只有一个手持念珠的人，疯了一般在人群中呼喊“报复！报复！抓奸细！”更多人靠墙或坐地垂泪。空气里还有惊愕，不是想象中的愤怒，人们还不能接受亚辛遇刺这个事实。
我来不及回吉普车那头巾就闯入亚辛办公室。他的手下已经顾不得许多，无人阻挡。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围成一圈坐在平常接待记者的办公室里，也就是我曾经与亚辛面对面进行专访的地方。女眷们躲在车库门后面垂泪。这时，我最想见的人是亚辛妻子乌姆·穆罕默德，几个月前她对我说的那句“一听到飞机的声音我就睡不着觉，总是担心突然有一颗炸弹掉在房顶”此刻反反复复出现在脑海里。但女眷们还是阻止了我，说这个时候她不见外人。
一个孩子手持大幅亚辛画像，站在矮墙上。还有一些孩子在地上、墙缝里挑拣亚辛及另外8名死者的尸体碎片。根据伊斯兰教传统，死者下葬时要“全尸”。
这天，连孩子们都很安静。
赶往停放亚辛尸体的舍法医院，路上天光渐亮。金色的晨光勾勒出远远近近房屋和清真寺的形状。到处有人在燃烧汽车轮胎。滚滚浓烟，倒扣在加沙上空。（借高磊图片一张）
这是个黑色清晨。
葬礼
舍法医院的墙上、屋顶上爬满了人。停尸房里，有人哭着被拽出来。
不断传来枪声、爆炸声。有人对空鸣枪，有人干脆朝空地投掷手雷渲泄愤怒。我几乎没有地方下脚。
天光大亮。街道两旁店铺紧闭。行进中的人，几乎全部朝向市中心大清真寺，亚辛葬礼开始的地方。哈马斯武装人员在清真寺周围小巷里列队。他们听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