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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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　
天，即接到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德国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著名版画家　
珂勒惠支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　
　“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教授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努力的　
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　
当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　
条件。　
　　　　　蒋经国为毛氏所生，蒋纬国为戴季陶与日女重松金子所生，寄养于蒋处。　
在这两个孩子中，蒋纬国由于活泼天真，更多地赢得蒋介石的疼爱，但是，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因此，蒋介石对他的希望最大，教育也抓得最紧。　
不妨摘录蒋介石日记及其部分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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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2月7日：“下午，与枕琴先生定经儿课表。”　
　　　　　1920年3月4日：“下午，定经儿课表。”　
　　　　　1920年4月2日：“写示经儿函。”　
　　　　　1920年8月30日：“经儿在江天轮次谒省，其言语举止，颇为明亮着　
重，心甚爱焉。”　
　　　　　1920年11月30日：“下午，谈起教育经儿事，母言陈腐，此儿恐为所　
害，言之心痛。”　
　　　　　1922年3月3日：“经儿已考入万竹小学四年级，颇为喜慰。”当日，　
致函蒋经国，要他每日印写楷书一二百字，并用心学习英文。　
　　　　　1922年9月13日，寄函蒋经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　
　《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　
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　
渐长进了。”　
　　　　　1923年2月24日：“经儿去沪就学。”　
　　　　　1923年8月10日：“复谕经儿。近日经儿学业颇有进步，可慰。”　
　　　　　1923年11月27日：“致经儿长幅书。”函称：“凡是所学的东西，总　
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　
了。”　
　　　　　1924年5月1日，寄函蒋经国，询问其“曾看曾文正家训否”。　
　　　　　1924年5月30日，寄函蒋经国。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　
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　
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　
　　　　　1925年8月13日：“经儿今日与汪婴侄等去沪，北上就学。　
　　　　　1925年10月1日：“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于赴苏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留学，时年16岁。次年，他曾　
写信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很高兴，6月13日日记云：“接经儿禀，文理甚　
有进步，递与静江兄阅之。”1928年，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　
学学习，1930年毕业。1931年，因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对立，被送至　
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至此，蒋经国离　
开中国已经五六年了。　
　　　　　尽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曾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　
父子关系，但是，蒋介石还是怀念这个儿子的。　
　　　　　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　
顺于亲，不慈于子，迄今悔已难追。”　
　　　　　同年11月28日日记云：“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　
心甚不安。”　
　　　　　又，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　
以见双亲也。”　
　　　　　又，12月14日日记云：“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　
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念，不孝罪大。国乱身孤，　
痛楚而已。”　
　　　　　又，12月15日日记云：“余心剧度凄酸，以手造之国家，辛劳八年，　
死伤部下三十余万，犹亲生扶长之子欲使一旦放弃不能相见。经国赴俄不归，　
民国犹在孩提。今日又为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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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作无地，未知以后如何为人以报答亲恩与党国　
也。”　
　　　　　又，12月27日日记云：“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　
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　
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　
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又，12月31日日记云：“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　
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　
　　　　　这一段，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　
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　
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　
情极度悲凉。他不仅痛惜失去了民国的元首宝座，也想起了留俄不归的儿子。　
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　
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使自己陷于“无后”境地。　
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决拒绝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显示了他坚决反　
共和性格中的倔强一面。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　
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　
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　
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　
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庆龄交换的建议，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　
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　
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7月7日，和宋　
美龄谈到自己死后的家事，立下遗嘱说：“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　
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　
母也。”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　
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并不相　
信苏联会这么做。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蒋介石一面指令颜　
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　
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　
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　
之效渐见。”同月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想起当年苏轼携　
带儿子苏迈同游的情景，不禁感叹经国、纬国的不能随游。同年12月，蒋介　
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　
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　
自以为有进步也。”1937年3月，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与和好，蒋经　
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　
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　
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　
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其英文宣言称：“我侪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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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各国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　
关心牛兰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　
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　
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　
政府视之如儿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　
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12日，宋庆龄亲自找　
汪精卫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交涉。17日，由宋庆龄、蔡元培具保，　
国民党司法当局允许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同意停止绝　
食。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不久改判无期徒刑。1933　
年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等到江苏第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　
询问在狱中生活情形。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30日，宋庆龄致电汪精卫、　
居正、罗文干等，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次年1月12日，因坚持绝食的牛　
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重申前项要求。电称：　
　“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　
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　
与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同年3月，鲁迅　
在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感叹说：“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　
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直到1937　
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乘乱越狱。　
　　　　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　
交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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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时期的“桐工作”　

　　　　　日本侵华时期，曾多次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一项被称为“桐　
工作”。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　
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线。当时，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担任西　
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12月中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　
斡旋，要求与宋子良见面，宋以“无权对日进行交涉”为理由拒绝。但是到　
了下旬，宋子良却又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铃木与自称是宋子良的人　
会见，宋传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若尊　
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　
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1940年1月22日，两人第二次会见，宋强调：“与其说是通过其兄宋子文，　
毋宁说是通过其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他表示，将于两　
三周后赴重庆，如有须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转告。2月3日，第三次会　
见。其后，宋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　
9日，宋返回香港，通知铃木：重庆政府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　
物。14日，铃木、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在派遣　
正式代表之前，首先在香港召开圆桌会议。宋子良并称，宋美龄预定来港从　
侧面给予协助。　
　　　　　3月5日，宋美龄到港。7日至10日，圆桌会议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　
行。日方出席者为铃木、今井及臼井茂树；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宋子良，重庆　
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事、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　
章友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陈超霖在发言中　
传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指示：　（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　
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日本方面则说明了所谓“善　
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要求重庆政府承认“满洲　
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在华北驻兵。讨论中，　
重庆方面曾提出八条“和平意见”，其第一条为：“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　
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其第二条为：“关于中国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其第三条为：“关　
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月24日，重庆方面通知铃木：关于承认“满洲国”　
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　
　　　　　5月中旬，宋美龄再次来港。同时，应宋子良要求，双方于13日起再次　
举行预备会议，地点改为九龙半岛旅馆的243号房间。章友三提出：承认“满　
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议。其间，宋　
子良并邀约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划着小艇会谈。宋子良称：“蒋委员长内心　
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　
行讨伐。而且，讨伐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　
　　　　　由于日方无人认识宋子良，在会谈中，铃木曾从门锁洞孔偷拍了宋的照　
片，交由今井武夫带回南京，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审议。结果，周说像，　
陈说不像，无法确定。　
　　　　　九龙半岛旅馆会谈后，宋、章一度返回重庆。6月4日，双方在澳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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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举行预备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　
章友三表示：“满洲国”在目前形势下“绝对难以承认”；“防共驻兵问题”　
只能达到“默契”的程度。他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　
令汪出国或退隐。对此，日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