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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横生斜长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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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 页面 8…

     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 
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 
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 
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 
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像。”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 
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 
现于封建社会,自无足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 
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无足怪。然而, 
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 
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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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 
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 
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 
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 
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 
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 
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 
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 
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 
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 
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 
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 《天朝田 
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 
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 
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 
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 
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 
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 
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 
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 
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 
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致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 
 “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 
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 (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 
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 
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 
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  0…

                           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 
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 
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 
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 
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 
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 
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 
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年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7          “保救大清皇帝会”。 
8月4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 
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 
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 
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  1…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  2…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  3…

                              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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