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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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出版的第4期则发表了陈去病的《革命其可免乎》一文，赞美黄帝说：
“惟吾祖之雄伟兮，挥神斧而荡四隅。”文章高呼：“吾黄胤兮革命其可免
乎？”稍后，上海出版了“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
编辑的《黄帝魂》。此外，当时报刊上，“辕孙”、“轩裔”、“黄孙”之
类的笔名几乎比比皆是。
显然，《自题小像》正写作于这一时期。首句自述对祖国的强烈爱情，
次句写沙俄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拒不撤兵的危急形势，三句隐喻清王朝
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愿望，密令镇压，末句反映鲁迅推
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决心。
许寿裳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的。”（《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这里说的二十三岁，乃是虚岁。）许
寿裳是拒俄义勇队成员，曾被编入乙区队二分队。鲁迅赠他这首诗是很自然
的。不过，由于鲁迅始终没有向他解释过这首诗，所以许寿裳也不能完全理
解正确。这是并不奇怪的。
… 54…
《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
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的写作活动就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
①
的。《斯巴达之魂》以外 ，《中国地质略论》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中国地质略论》是一篇科学作品，发表于1903年10月10日东京中国
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第10期，署名索子，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
《略论》表现了青年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一开始，鲁迅就热烈讴
歌了“广漠美丽最可爱”的祖国，指出了当时帝国主义“蔓我四周，伸手如
箕，垂涎成雨”，妄图吞掉中国这块肥肉的危急形势，揭露了沙俄等帝国主
义“探险家”在我国土地上乱窜的狼子野心，然后，对中国地质状况和煤藏
分布作了概述。
鲁迅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作这篇作品的呢？
《略论》说：“今者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矣。初有
清商某以自行采掘请，奉天将军诺之，既而闻其阴市于俄也，欲毁其约，俄
人剧怒，大肆要求。呜呼！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
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这段话是我们考察《略论》写作
背景的一个重要线索。
查1903年10月1日日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过这样一条消
息：“9月30日天津特电：奉天将军以金州厅、复州、盖平、海龙厅等矿山
许清商出资开采，该清商联络俄国人，自俄国人出资，其权利尽落俄国人之
手，故奉天将军近令禁止，俄国领事盛气诘问，奉天将军乃电请外务部，乞
①
与俄国公使开议，以保护矿山权云 。”
显然，鲁迅写作《略论》是与这一史实直接相关的。
自从沙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我国东北以来，它就一直没有放松过对我
国丰富矿产资源的掠夺，除强行索取、霸占外，通过中国买办骗取开采权也
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例如沈阳的所谓“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就是如此。从表
面上看，它是由中国商人梁显诚等“集得南省殷实富商股本银20万两”后申
②
请开办的，只不过是又吸收了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股本银15万两 ，
在他们所出具的“切结”中，也保证：
凡华人股票，只准售与在股华人，不得售与外人，亦不得售与在股俄人。俄人股票系华俄
道胜银行入股，亦不得售与外人，惟在股华人可以承买。其所有华股，均系真正华人所入股本，
①
并无洋人伙射冒名等弊 。
②
而事实上，梁显诚等不过是在华俄道胜银行“支取薪水”的中国买办，这类
“矿务公司”完全为沙俄帝国主义掌握。鲁迅写作《中国地质略论》正是为
了提醒我国人民警惕沙俄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谴责梁显诚一流买办的卖国
勾当。
① 详拙作 《〈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
① 译文见上海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5 日；《中外日报》，1903 年10 月6 日。又1903 年10 月12
日日本《万朝报》亦曾刊载此项消息。
②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军机处交出增祺等抄折》，《华洋开办矿务案抄档》（抄件）。
① 《华洋合办矿务，请旨饬部立案以昭慎重折》，同上注。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318 页。
… 55…
《略论》又说：“今复见于吾浙矣。以吾所闻，浙绅某者，窃某商之故
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
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 《略论》的这一段话包含着另一历史事件，是促
使鲁迅写作《略论》的另一重要原因。
1896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机构福公司成立。1897年，刘鹗
（即《老残游记》的作者）被聘为华人经理。经由刘鹗的中介，帝国主义先
后掠夺了我国山西、河南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在此之外，自1898年起，刘鹗
又与浙江官僚买办候选道高尔伊勾结，向帝国主义借款500万两，成立所谓
③
“宝昌公司”，企图为帝国主义攫取浙江矿产。1903年，这项卖国活动被
揭露，这就激起了我国、特别是浙江人民的巨大愤怒。
8月20日，《浙江潮》第6期发表《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的时
评，指责刘鹗之流将国家矿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
9月11日，《浙江潮》第7期发表《卖浙江全省路矿者非刘铁云一人也，
别有人也》一文，点出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还有“吾浙江之官”。
10月3日，在日本东京和横滨的全体浙江人士于东京上野联合召开了特
别同乡会，议决两事：一、致书国内，请浙江绅士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
二、揭告日报，声讨高尔伊盗卖矿产之罪，表示留东同人坚决不认之意。会
后，《浙江潮》第8期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
产者听者》等文，指出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金，
图博他日一高等奴隶之位置，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
抗争，“断不能任断送吾侪祖宗坟墓、宗族聚居之一幅锦绣江山于高鼻红须
儿之手”。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浙江人士也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
敬告全浙绅民启》，表示抗议。
鲁迅曾经参加了在东京上野召开的浙江特别同乡会，《中国地质略论》
就是在会后写作并发表的，文中所指“浙绅某”就是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高
尔伊。
值得指出的是： 《略论》的发表距大阪《朝日新闻》刊登揭露沙俄掠夺
我国东北矿产的消息只有9天，距浙江特别同乡会的召开只有7天，和《斯
巴达之魂》一样，鲁迅也是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迅速完稿的。
在 《略论》结尾，鲁迅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而起
者矣。”《略论》发表后，东京中国留学生和上海、杭州等地掀起了规模更
大的护矿斗争热潮。
10月10日，陈叔通、孙翼中等浙江人士在西湖会议，对高尔伊进行了
①
面对面的斗争 。
10月12日、16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纪浙江矿务》、《论高尔
伊擅售浙矿事》等文，谴责高尔伊的卖国行为。
10月19月，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表《恐怖时代》一文，严正声明：
“誓不容贼人擅卖我祖宗一片土。”
斗争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05年，东京中国留学生还在召集会
③ 《外务部收候选道高尔伊禀（附合办章程）》，《矿务档》，1977 页。
①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13 日。
… 56…
②
议，“筹议对付方法”。1906年，鲁迅则进一步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
一书。在《征求资料广告》中，鲁迅等指出，近年来，护矿运动急遽发展，
“争条约，废合同，集资本，立公司”，“以求保存此命脉”，这是大好事。
为了进一步保护祖国矿产资源，“为吾国民后日开拓之助”，鲁迅等要求开
展广泛的调查工作：
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
③
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 。
鲁迅等特别提出，要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期引起国人注意，“不
④
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攘夺” 。
护矿运动是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质略论》
的写作情况表明，青年鲁迅是这一运动中的一员积极的战士。
继护矿运动之后，护路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掀起，它们共同促进了辛亥革
命高潮的到来。
② 《警种日报》，1905 年3 月16 日。
③ 《中国矿产志》三版封底。
④ 马良：《〈中国矿产志〉序》。
… 57…
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
《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
1907年《天义报》11、12卷合刊上有篇文章，题为《论俄国革命与虚无
主义之别》，署名“独应”，内容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分析屠
格涅夫 《父与子》一书中的巴札洛夫形象，说明俄国革命源于“苛政未熄，
天灾流行，民困莫苏，丧乱遂亟”；文章并指出虚无主义和恐怖手段有别，
虚无党人不是“唯以喋血为快”的暴徒。文章说：“虚无党人一语，正译当
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洛夫名著《父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为自号，
而政府则以统指畔人。欧亚之士，习闻讹言，亦遂信俄国扰乱悉虚无党所为，
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
噶宗派之与共和主义，相去不知凡几矣。恐怖手段之作，每与时势相缘，应
时而生，已复寂灭，后或重现，亦不可知。盖纯为政界一时之现象，非如虚
无主义根于哲理，趋势所及，远被来纪也。”文章还分析了虚无主义产生的
社会根源：“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
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
据周遐寿的 《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所述，在日本留学时，鲁迅
曾嘱他将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节译出来，送给刘申叔，登在《天义报》
上；又据《知堂回想录》，周遐寿为《天义报》写稿时所用笔名为“独应”，
因此，本文应为周遐寿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跋：
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
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
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
这里，有些观点和语言与鲁迅次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文很相近。
如：《跋》谈到“求诚”，而鲁迅则表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
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坟·摩罗诗力
说》）
又如《跋》批评“人心虚伪凉薄”，而鲁迅则说：“近世人生，每托平
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
（《坟·文化偏至论》）
再如《跋》批评中国流行军歌中的“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一语，而
鲁迅则说：“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
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坟·摩罗诗力说》）后来，鲁迅进一步说：“其
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 ‘印度波
兰马牛奴隶性……’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随感录》）
这种情况之所以形成，当然是由于此文是鲁迅“嘱”周遐寿“节译”的，
周遐寿听取过鲁迅的意见，甚至，鲁迅动笔修改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天义报》上还发表过“独应”的其他几篇文章，它们和鲁迅的同期作
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例一，在 《妇女选举权》一文的按语中，“独应”说：“顾比者女子为
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 （留学生亦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
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 58…
例二，在《读书杂拾》（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