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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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些真假难
辨的东西，制造了历史的混乱，后果严重，后患无穷。这不是小说，不能虚
构、编造。朴素的客观事实，最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主张写人物传记，写
回忆录，必须忠于事实，不能浮夸，更不能杜撰。”（见《百年潮》第五期）
万里同志的这一段话，我以为适合于所有纪实作品。
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掌握了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要口述资
料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这将会毁掉其真实部分。人
们一旦发现其书有假，谁还会相信它是“信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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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也要奉劝一切回忆录、口述录、访问记、人物传的作者，不
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否则，你将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
录。
“纪实作品”出现大量掺水、掺假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大致
有两类。第一类是理论上陷入误区：以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它是文学
的一种类型，自然可以虚构；或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为
只要事件的大经大络真实，局部和细节的虚构无伤大雅。第二类是为了沽名
钓誉，或为了增加商业价值，虽明知不应造假，但却有意作伪。情况不一样，
对待的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一样。但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澄清。
时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实际上，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属于不
同的行当。历史要求纪实，叙事求真、求信，载入史册的必须是生活中真正
发生过的。历史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本相，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或
考古的根据，没有严肃、细致的社会调查或访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
一个细节。文学则不然，它以生活为素材，但是，却不必拘泥于生活。它所
写的，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甚至是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生活的基础上，为了塑造艺术典型，作家可以神游万
仞，思接古今，虚构、想像、移植、集中，十八般武艺，一般一般都可以拿
出来。因此，史与文，“纪实体”与“非纪实体”，两者各有其质的规定性，
也各有其社会功能，不能混淆。混淆了就驴不是驴，马不是马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以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例
如古之《三国演义》、三国戏，今之《少年天子》、《曾国藩》、《戊戌喋
血录》、 《辛亥风云录》以及谢晋编导的《鸦片战争》之类，但那称为历史
小说、历史电影，并不称为“纪实文学”或“纪实电影”。
当然，作家、艺术家（包括历史家）也可在写真人真事的同时，力图使
之有文采，有形象，做到既真实，又生动。此类写法，古人称为“踵事增华”，
今人称为“调动艺术手段”，但是，不论是古人的所谓“踵事增华”，或今
人所谓的“调动艺术手段”，都不意味着写“纪实作品”可以虚构。人们都
知道，有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体裁——报告文学，那也是不允许虚构
的。
纪实之与虚构，如水火之不相容，如冰炭之不能共处。纪实，就不应虚
构；一有虚构，就不应称为“纪实”。一切严肃的作者不应在“纪实”或“纪
实文学”的盾牌之后任意编造、想像，制造混淆驴马的作品。
让我们都来保卫“纪实作品”的纯洁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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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追求真实
与生动相结合的境界
——读胡绳等人的几篇文章
历史著作要真实。不真实的历史自古以来即为人们所鄙视，被称为伪史、
秽史。
历史著作也要生动。不生动的历史不能吸引读者，读来易于困倦，甚至
生厌。古人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者是。
既真实，又生动；既是历史著作，又是美文。这一境界很难达到。因此，
我们也就和这类作品久违了。最近，笔者读到几篇文章。突然眼睛一亮，这
不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真实与生动相结合的“美文”吗？
胡绳的《忆韩练成将军》记一次不寻常的旅行。1948年，作者自香港出
发，中经大连渡海到山东时，同船五人，四位是文人，只有一位是武人。这
位武人名叫“老张”，中等个儿，黝黑的皮肤，陕西口音，穿着一套解放军
的冬装，外披一件羊皮军大衣。胡绳先写这位武人晕船程度一点也不比几位
文人低。次从他一上岸就积极找村长、村支书，或者找妇联主任谈话，估计
他是山东解放区派到外面去办事的干部。到济南了，“老张”说：“在北方，
济南的澡堂要算最好的，它天一亮就开张，所以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洗澡睡
觉。”果然，胡绳在澡堂里睡了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好觉。这使胡绳有点奇
怪，这位解放区出去的干部怎么这样熟悉济南和北方澡堂子的情况呢！此后
在济南逗留的几天内，胡绳全凭“老张”领路。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从大
街进入小巷，甚至进入很深的院子。一天，在一条深巷中，“老张”领胡绳
在一家座中空空的小酒铺中坐下来，面对巷子对面的高墙张望，悄悄对胡绳
说：“我前年就住在这里面。”这使胡绳愕然了。“前年，前年这座城市还
在国民党统治下呢！”
至此，我想所有的读者都会和笔者一样，产生了一个悬念：这位神秘的
“老张”是什么人？这以后，胡绳才一步步揭开，原来“老张”并不是什么
老张，而是当过济南卫戍司令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他在莱芜战
役中和解放军秘密配合，因而导致蒋军全部被歼，战役结束后又自动回到南
京，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次是因为受到怀疑，跑到解放区
来了。文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逐渐展现出“老
张”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个性，因而，历史著作也必须捕捉并表现人
物的性格。资中筠的《忆海伦·斯诺》写30年代访问过延安等地的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文革期间重访中国。她年轻时美丽出众，晚年时
仍然身材高大，腰杆笔挺，给人以硕人颀颀之感。她一到中国，不顾当时的
环境，就向奉命接待她的作者宣布：她是要涂口红的。当年在延安也如此。
这一细节先声夺人，一下子就将海伦的性格凸现了出来。接着，作者向我们
叙述，她虽是中国方面邀请的贵宾，但坚持来回机票自付，理由之一是：自
付旅费可以对中国保持独立，说话也硬一点。外面对中国传说很多，她要自
己亲自看，独立思考。再接着，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海伦没遮拦地议论江青，
在韶山留宿时，宁愿睡为毛泽东准备的硬板床，也不去睡江青的软床等细节。
这样，海伦的率真诚实的性格就逐渐丰满、鲜明起来。
李慎之的笔下的胡乔木也很有特色。在《记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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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李慎之写胡乔木请钱钟书为自己改诗，对所改之处不甚满意，但又
不好意思不接受，幸有李慎之出面办“外交”，重加斟酌，结果，皆大欢喜。
文章通过这一典型事件将胡乔木的心理刻划得很细致。此外，该文写胡乔木
一个人躺在草地上，自称“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看似闲笔，而对
全面表现胡乔木的性格，显然大有裨益。人物性格是丰富、复杂的，不应作
简单化、粗线条的处理。
人物性格常常表现在人物语言风格上。因此，写历史人物的性格，除了
“记行”外，还必须用心“记言”。
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是多姿多彩的。或说古道今，博大精深；或议论纵横，
天马行空；或幽默诙谐，谈笑风生。尤为突出的是文语、土语、俚语、俗语、
方言等各种语言成分，一到了他口中，无不运用自如，浑然一体。例如，熊
向晖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记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毛泽东接见外
交部有关人员时写道：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
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作者所记的虽然只是毛泽东和唐闻生的几句玩笑话，但却既表现了毛当时的
兴奋心情，也显示出毛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亲密、融洽关系，是有助于刻
划人物性格的必要之笔。
接着，作者记述了毛泽东的大段谈话：先是自嘲“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
还有那末多的“迷信”，接着，回忆1950年“花果山时代”伍修权去联合国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情景，指示此次去联合国，“要算帐”，要点美国
和日本的名。谈着谈着，毛泽东的思想忽然像不羁之马似的奔驰起来。从做
文章要像西晋“三军总司令”杜预所说的那样“势如破竹”，谈到三国时的
曹、刘战事，由此叉到谭鑫培、谭富英演出的京剧《定军山》，又突然转辔
回到曹营，赞扬曹操的思想：“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至此，
毛泽东才回到本题，指示说：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
就是“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
这是一段典型的毛泽东的谈话，古往今来，绝无第二人。
李锐《“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二次上书》一文记毛泽东1958年上
海会议中的一次谈话也很精彩。毛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二部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
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
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
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算是好人，
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
是插野鸡毛的。
这里的语言也典型地体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生动、
风趣，高度口语化。“前面乌龟爬上路”，“插野鸡毛的”云云，将民间俗
语运用得极为圆熟、自然，不禁令人叫绝。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这
样运用。几十年之后读了，仍然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有两种生动。一种是历史学的生动。它依赖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生动成
分，例如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方式、音容笑貌、语言、对话、环境、细节
等。历史家只是选取并忠实地记述一切。它不能背离、损害历史的真实，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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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能虚构一个细节。另一种是艺术的生动。它以生活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可以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充分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展开文学家想像的广阔翅
膀。显然，上引各文、各例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生动”。它们没有任何虚构
的成分，一丝一毫都不损害历史科学所要求的真实性，但是，却形象鲜明、
性格丰满，叙事有致，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完全符合文学的要求。
近来，学术界正在讨论“纪实作品”，我以为，如果要寻找比较理想的
范例，上述各文可以入选。
文学要求美文，历史学同样要求美文。愿继胡绳等文之后，历史家有更
多的美文问世；愿历史学家或历史当事人在命笔或敲键为文之际，能多想一
想，如何使文章生动一点，“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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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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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掌故》序
我常想，散文有小品，戏剧有小品，史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小品？散文小
品，例如鲁迅的杂文，可以进入最辉煌的艺术殿堂，史学小品就一定只能排
斥于科学之宫的门外？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作用。崇楼杰阁，固然巍峨壮丽；一亭一台，
亦复自有其风流。史学需要万字、数万字、数十万字以至数百万字的宏篇巨
制，但是，如果有一种体裁，能够在不长的篇幅内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说
明一个观点，提供一点有益的知识或启示，而读者读起来又有点兴味，不也
有其存在的价值吗？中国诗歌能在几十个字之内创造出探之愈深，引之弥永
的意境；中国绘画能在尺幅之内见万里之遥；史学小品也完全可以小中见大，
写出论证严谨、思想深刻而又清新可读的篇章来。
我曾经谈到过：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
的历史经验，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
分析齐、楚、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
文五百四十余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
对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
问》第十诠释《元史》中的“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
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
论》是有名的史论集，其中的篇章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古人
能做到的，何以今人就做不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恐怕写短文尤有其必要。
感谢《团结报》慨允开辟《民国史谈》专栏，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试验园
地。三年多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