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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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插红旗，拔白旗”，编写并出版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1959年，因发现观点太“左”，准备修改，要每人选一个题目，写篇意见。
我想开辟新的领域，没有再谈我熟悉的唐代文学，而是写了一篇《略论袁中
郎的诗》。承蒙他面奖，列为有内容的文章之一。大概也就是那期间，我开
始到中关园镇淮师的寓所去，只见几间平房，空空荡荡，中间客厅正中，放
着一架体积颇为庞大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那时，这就是奢侈品。其他地方，
看不出是从海外讲学归来的学者样子。镇淮师生活俭朴，布衣、布鞋，我就
从来不曾见他穿过西装，似乎也很少见到他穿毛料制品。
接着是编 《近代诗选》。那也是“教育革命”的内容之一。《中国文学
史》虽然“左”得厉害，但适应了那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因此，各方哄抬，
誉为新军新史。出版以后，兵分数路，有的编文艺理论，有的编新文学史，
有的编小说史，我和几位同学参加选注近代诗，目的是想证明我们这支新军
可以占领一切学术领域，什么都可以干，连注释这种需要深厚学养的事也可
以干得。不过，这时候，风向也有点变化了，这就是注意团结自己的老师，
强调师生合作。那时，镇淮师正因系里的教学需要，准备研究近代文学，于
是就放下原来从事多年的研究，参加《近代诗选》编辑小组，和我们一起干
起来。
我在未见镇淮师之前，对他的情况就有耳闻，知道他是闻一多、朱自清
的学生，民盟盟员，是系里的进步教师。（后来在“文革”中，我又得知，
他还是中共的不公开的党员。）他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专长研究汉唐文学，
出版过关于司马迁的传记，《韩愈》的传记也已经写成多年，有待修改。我
曾看过原稿，字写得极为端正，可以说一笔不苟。为了帮助我们修改文学史，
镇淮师无私地将这部稿子交给我们参考。
近代诗向来是薄弱环节，那时，几乎没有人研究。近代诗人多，出版的
诗集多。除了陈衍的《近代诗抄》外，也没有别的稍具规模的选本，陈衍的
选本，参考价值很小。至于现成的注释，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康有
为诗文选》可供参考外，别的就没有什么书了。因此，这是项难度很大的工
作。不过，镇淮师热情很高，他愿意和我们一起拓荒。龚自珍的诗最难注，
镇淮师就自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我们那时仍然不上课，成天忙着翻诗 （只
能说是翻）、挑诗、注诗，一步步地学习使用各种工具书和引得，最后，选
注了三百多位诗人的作品，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不想，形势不一样了，
出版社这时比较注重质量。我们选的诗，大部分是“政治标准第一”，自然
通不过。于是，推倒重来，重选，重注。在这一过程中，镇淮师始终热心地
和我们一起工作，而且执笔写了前言。
邻近毕业了，镇淮师有次对我说，你到 《文学遗产》去工作也不错。我
知道镇淮师没有分配权，他这样说，只不过表示了他的一种愿望。他和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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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会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去。这以后，因为《近代诗
选》还在修改，我也在继续研究近代诗，因此，仍然和镇淮师保持着联系。
我那时正在研究宣南诗社，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说：这是个进步诗社，
参加人有黄爵滋、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都是禁烟派。我想搞清这个诗
社的历史，便到北京图书馆去遍查嘉庆、道光年间有关诗人的诗文集。镇淮
师非常支持我做这一研究。我每次到镇淮师那里去，宣南诗社都是讨论的内
容之一。研究结束了，发现范文澜的说法有很多错误，于是，我写出初稿，
请镇淮师审阅。镇淮师用墨笔作了仔细的修改。我请镇淮师共同署名。他谦
让再三，才勉强同意了。稿子后来送到《文学遗产》去，《文学遗产》那时
是《光明日报》的副刊，有关编辑可能觉得是篇考证性的稿子，不大重视，
决定编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中。但过了若干时候，又说，
中华书局决定少出非当务之急的书，将增刊停了。那时候，学术界正遵命忙
着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谁还关心这种考证文章呢！
北大中文系大概从来不曾有过将毕业生分去教技校的记录，镇淮师对我
的分配自然是不满意的。不过，他从来不在我面前作任何表露。我每次去，
他总是听我谈研究，然后是让我留下吃饭，照例要季师母做几个菜招待我。
现在想来，他大概是用这种方式默默地鼓励我。直到1962年，“三年困难”
期间，我原来所在的技校下马，我才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要去当语文教
员。当时，镇淮师和游国恩先生正在民族饭店开会，我去看他们，镇淮师这
才对游先生说了一句：现在的工作还算可以。
北京师大附中位于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附近。清朝时，各地会馆大
都集中在那一带，因而，那里也是文人们居住、活动的场所。我在师大附中
工作了，到镇淮师那里去的时候免不了谈起宣武区的各种名胜古迹，不想这
却勾起了镇淮师的兴趣。他要我陪他去一一寻访清代文人在宣武地区的活动
遗迹。镇淮师研究诗，极为细致认真，常常为查找一个地名花费大量工夫。
例如，龚自珍有一首 《西郊落花歌》，是写北京丰宜门外的海棠的。最初，
有人说丰宜门就在今天的复兴门附近，镇淮师不相信，查考了大量文献，才
搞清楚它是金中都的一座城门，其旧址在今右安门外西南。所谓“西郊落花”，
指的是丰宜门外三官庙的海棠花。现在，镇淮师要作实地考察了，我自然很
赞成。于是，常常商量何时开始，从哪里开始。我手头还保存着镇淮师给我
的一封信。
天石同志：二日以来，阴晴不定，奉访尊寓并顺寻史迹，未克如期进行，乞谅。假定本星
期日（本月九日）天气好，自当履行前约不误。恐非假日对兄不便，故不能不总是定在星期日。
国庆假日期间，读龚集，留意诗中提到的寺、观有好几个，如能一一寻到，亦足快意。国庆前
一日，作七律一首，另纸录奉请正。谨此，即颂著安。
季镇淮
十月五日
二十八载迎国庆，庠教风云不等闲。
老九翻身知奋起，险峰纵目乐登攀。
识途骐骥思千里，接力英豪任危难。
滚滚源泉流日夜，欣欣万木变新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喜
赋，即奉
天石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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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镇淮
十月五日
这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老九”翻身，所以镇淮师很兴奋，准备好
好地做点事情。他喜欢龚自珍，想为龚诗作注；我也是龚诗的爱好者，于是，
我们决定先从龚自珍诗中提到的寺、观考察起。一个星期天，镇淮师从西郊
找到我在宣武门内的住处，然后，我们去宣武门外，通常被认为是“宣南”
的地区。第一目的地是法源寺。龚自珍年轻时，他的家就住在法源寺南边。
龚自珍常常入寺玩耍，有时就高踞佛座，虽驱赶也不肯下来。1826年（道光
六年），龚自珍独游法源寺，作诗回忆当年逃学和捉迷藏的情况云：
髫年抱秋心，秋高屡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门读。春声满秋空，不受秋束缚。一叟寻
声来，避之入修竹。
遗憾的是，当我们兴冲冲地赶到那里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谢绝参观。
那时，“文革”遗风未泯，法源寺这样的庙宇自然是不会开放的。
以后就没有再做过什么考察。镇淮师有哮喘病，又忙，总是找不出合适
时间。
镇淮师做学问极为细致、认真、龚自珍有一首极为著名的 《咏史》诗，
首句为“金粉东南十五州”。东南地区为什么是十五州，哪十五州。此类问
题，我向来没有注意过。镇淮师向我提过多次，我在有关工具书中查不到，
也就算了。但镇淮师始终记住这一问题，留心查考。终于有一天，他兴奋地
告诉我，在《资治通鉴》中发现了。这时候，距离注释《近代诗选》，已经
有二十多年了！
我于1978年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
史，到镇淮师那里去的机会就少了。不过，镇淮师始终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个
学生，有事总惦着。大概是80年代初期吧，开始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镇淮师负责主编“近代文学分支”，他要我参加，我自然遵命。
后来，镇淮师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那是国家重点项目多卷本《中
国文学史》中的一种。镇淮师仍然要我参加，但是，我当时已经陷入另一个
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而不能自拔，只为镇淮师的书写了两章。
镇淮师本来希望我写得更多一点，但我未能做到，这是我始终感到歉疚的。
镇淮师治学不仅非常严谨、细致，而且非常谦虚。对前辈、同辈、后辈
学者都非常尊重。江苏师范学院的钱仲联先生长于笺注之学，注韩愈，注陆
游，注黄遵宪，是著作等身的大家。镇淮师对钱先生很佩服，经常在我们面
前盛赞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达到了倾倒的程度。他不仅将钱先生聘为“分
支”的顾问，而且特别将条目定稿会议的会址安排到钱先生的家门口，江苏
师院旁边的东吴饭店。
记得在东吴饭店定稿期间。有一天，偶然谈起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女生，
有才华，有思想，人又活跃，反右时被错划，“文革”期间被决定枪毙，枪
毙后执法机关居然还要向她的家人收取两毛钱的子弹费。听到这里，镇淮师
突然大叫了一声。那叫声，是痛惜，是惊讶，又是愤怒……。镇淮师当时的
形象，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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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然与拙著
《南社》一书的出版
我本来痴迷于写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几年，转为痴迷于做文学研
究。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农业机械学校，但痴
迷不改，仍然想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我在大学后期参加选注《近代诗选》，为《中国文学史》一
书撰写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有关章节。南社文人，在清末、民初曾经很活
跃过，连鲁迅都曾加入过它的分社。那时，中国文学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
南社文学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我觉得，可以写一本题为《南社研
究》的书。主意既定，便和我的同窗学友刘彦成君商量，两人合作。刘君也
是《近代诗选》的选注者之一，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
开始没有多少事可做，在那里刻钢板，写蜡纸。和留在北大或分配到其他显
赫单位的同窗学友比，我们两人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一谈即
合，决定动手。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边写作《南社论纲》，一边分别致函北京中华书
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说明写作计划。我和刘君都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人，
又都在和科研完全无关的基层工作，出版社会接受我们的写作计划吗？信寄
出之后，我们都不无惴惴。但是，出乎意料，两个编辑部没有瞧不起我们，
很快都回了信。上海编辑所要求我们就近和北京总局商量；北京总局的近代
史组则表示，南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欢迎先
将 《论纲》和已完成的部分初稿寄去。我们当然照办。一个月之后，中华书
局文学组复函，说是南社在晚清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欢迎我们的选题计划。
大概是书局的近代史组认为南社是个文学团体，所以将选题转出了。
我们虽有大学时编诗选，写文学史的经验，但仍不敢怠慢。找资料，看
资料，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已经没有大学时的研究条件，其中的辛酸苦辣
这里就不想说了。书稿完成后，寄给了中华书局。1962年3月，书局复信，
表示同意出版，提了几条修改意见，书名建议改为 《南社》，列入当时几家
出版社联合编辑的《知识丛书》。信末称：你们有空时，请来我局面谈。
谁要找我们面谈呢？我们想，大概是责任编辑吧？没想到，一打听，却
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我们知道，灿然同志当过文化部出版局的
副局长，是著名的老出版家，这就使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了。记得是在一
个炎夏的下午，责任编辑傅璇琮同志陪我们到灿然同志的寓所去。那时，中
华书局还在北京城西的翠微路，灿然同志的寓所就在书局的大院里。那是一
座极为简朴的小院，灰砖，平房，竹篱内有点稀疏的花木。灿然同志在他的
客厅里接待了我们。说是客厅，不过10平方米左右吧？房间里除了白墙，似
乎没有什么摆设。记得灿然同志身材不高，圆乎乎的脸，着圆领老头衫，灰
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一个大出版家的
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