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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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
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
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
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
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
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深刻而正确的
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
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
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
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
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
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
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
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倒清朝政府的革命
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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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府
指望的中日“互助”
人有遗传病，有时，政府之间也有遗传病。前文谈过，清政府得了“恐
孙症”，多次要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不幸，袁世凯政府也患上了此症。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份《节略》，中云：
本国此次内乱，实由孙文、黄兴、胡汉民等煽惑主使，以致使本国民商损失产业甚巨，即
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本国人民莫不痛心切齿于该乱党等。现闻孙文、黄兴、胡
汉民等已赴贵国境内留寓。距本国一苇可航，难保不借为根据，再图倡乱。在贵国笃念邦交，
自当有防范之法。但本国人民必多忧虑猜疑，恐生误会，应请贵大臣转达贵政府，以东亚和平
为念，务筹正当切实办法，以弭祸乱，而息猜疑，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
从内容上看，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递交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时间当在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之后。由于是外交公文，
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也很花了一点脑筋。你看，它不仅指控孙文等对“本国
民商”的“危害”，而且特别指出，“即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
企图以此打动日本当局。至于应该怎么办，《节略》没有明说，只是希望“务
筹切实办法”，结尾特别意味深长地点明：“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那
意思是清楚的：“处理”了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有好处。
无奈，日本政府这时仍持两面政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孙中山仍然居
留日本，并于1914年6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策划反袁斗争。袁世
凯政府坐不住了，于当年9月9日由驻日公使陆宗舆面交日本外务省一份照
会，提出三项条件：
（一）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重要乱党，如孙、黄、陈、李及曾有令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
一概正式宣布放逐，永远不准居留日本境内，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
一概拒绝来日。
（二）日本政府对于乱党之徒众，如有在日本作反对中国之行为，经中国政府之请求，即
应按律惩办；其有犯刑事证据，经中国请求引渡者，日本应即引渡。
（三）不在日本之乱党，如与日本人有秘密合谋举动，日政府应严密取缔，并按律惩治。
日本人如有庇护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乱党，日政府均应实行禁止。其迁居日本租界及租界
地之乱党，经中国请求引渡，日本政府即应交出。
这份照会不仅要求日本政府“放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
而且要求“引渡”；不仅要求“惩办”中国之“乱党”，而且要求禁止日本
友好人士援助中国革命，口气实在大得很，硬得很。
袁世凯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是什么原因使它腰板突然硬起来了
呢？原来，这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政府外交总长
孙宝琦，无理要求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
“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同月30日，袁世凯政府通知陆宗
舆转告日本政府：“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一带，日人可任便布置”。于是，
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孙中山等人的照会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
照会最后说：
以上三项内酌量实行，则于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诚互助之意。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让出自己的一大片领土来任日军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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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厮杀，而日本政府则“逮捕”并“引渡”孙中山等“乱党”——这就是袁
世凯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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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伪造
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袁世凯想当皇帝前后，曾经散布过几种宣传品，大肆攻击和诬蔑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笔者所知，有《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乱
党之真相》等几种。最近见到一种《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与日本民党首领犬
养毅所结协约概略》，颇有点意思。
原件为毛边纸油印本，计20条。妙文难得，抄录部分条文如下：
一、中日两国，既属同洲、同文、同种，彼此自当互相提携，维持东亚和平。
二、中华革命党成功时，应与日本民党创制五权宪法，组织中日联邦。
三、中日联邦成立时，应尊日本国王为联邦皇帝。四、中日联邦成立时，中华应改民主为
君主，尊孙文氏 〈为〉中华国王。
五、中日联邦成立时，中日两国民党之劳绩卓著者，应由联邦皇帝叙爵赏勋。
六、中日两国与他国开战时，中华海陆军须受日本
政府之管辖，平时则否。
七、中华政府与他国有交涉时，须受日本外务省之指导。
八、中日联邦成立时，两国平时内政，彼此不得干涉。
以上8条，规定了两国的政体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接着4条，规定“日
本民党”援助“中华民党”的义务，如：“凡中华民党，在日本者，日本民
党应请其政府格外优待”；“凡中华民党在中华有危险时，日本民党应请其
政府饬驻中领事妥为保护”；“中华民党当起事前后，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
接济军火及军费”；“中华民党当危急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助以兵力”
等等。其次6条，为“中华民党”应允给予日本的利权：
十三、中华民党成功时，应以满蒙一切特权让与日本。
十四、中华民党成功时，应割福建与日本。
十五、中华各行政机关，应聘日人若干名为顾问。
十六、中华路矿诸政，应许日人以投资之优先权。
十七、中华海陆军，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
十八、中华各学校，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并加日语科……
最后两条，规定中华民党不能成功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位置中华民党
的重要人物，并说明协约发生效力的时间及修改的有关问题，不录。
笔者不想为孙中山作全面辩护。在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之前，
为寻找支援力量，孙中山确实对日本政府存在过幻想。但是，这份《协约》
却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作伪者很费了一点心思。他知道孙中山和犬养毅关系密切，也读过孙中
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的《誓约》，因此懂得使用“创制五权宪法”一类的词
语。但是，作伪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证之一就是“组织中日联邦”。在中
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实有过类似想法，但孙中山则从未有过。例证之二是
“中华应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氏〈为〉中华国王”的条文。孙中山是坚定
的民主主义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当“国王”呢！例证之三是所谓“应尊日本
国王为联邦皇帝”，日本只有“天皇”，没有“国王”，作伪者竟连这一点
常识都忽略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伪件呢？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
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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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样就彼此彼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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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对日 《秘密意见书》
在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所藏档案中，有一通段祺瑞致田中义一的函札，是
研究皖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重要资料。函称：
慨自庚申政纲失统，人怀异志，军权旁落，兵日加多，国困民穷，而曹、吴不悟，是以有
甲子戡乱之师。当时国人望予出扶危局，恳切推勉，至再至三，义不获已，始就临时执政。自
维国家多事之秋，民心厌乱之日，首宜安内以御外，节用以理财。是以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
会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即由该会议产出 《国民会议条例》。现正从事筹备，冀以
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平统一之效。其于临时期内建设者，有临时参政院、军事整理委员会、
财政整理委员会，而于裁兵、理财诸大端，皆国内老成优秀之士，无日不殚精竭虑，期底于成，
此亦予年来所抱安定内政之政策也。
贵国与我国唇齿相依，利害密切，允宜时时互相借助，以保极东和平。然亦宜亟谋两国经
济上之发展，速使商民得以及时恢复于灾惫之余，此为两国并立共存之机所不容缓者，想阁下
虑之熟矣。兹乘吉田总领事荣归之便，藉布区区，以慰远念，尚希时惠德音，以匡不逮。
末署“段祺瑞拜手，五月二十八日”。信中说：“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会
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现正从事筹备，冀以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
平统一之效。”据此，知此函作于1925年。
庚申，指1920年。当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率兵北撤，同时联合奉
系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段祺瑞通电
下台。“政纲失统”，指此。甲子，指1924年。当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
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冯玉祥、张作霖达成妥协，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1925年2月，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
开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3月至4月，先后通过《军事
整理委员会条例》、《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等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本函即作于此后。
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由来已久。从 1916年起，他就曾派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款额就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24年上台后，又再谋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致田中义一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写作的。信末附有 《秘密意见书》，它是段
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证。 《意见书》共分三部分，其中重要的是
第一、第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执政府对外之政纲》，共四条：
一、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信；
二、维持国际平等国交；
三、联合日本，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安宁，预防世界未来之战乱；
四、泯除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
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
权。段祺瑞上台后，即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
本函再次表示“尊重国信”，奴颜婢膝之态宛然可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
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
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这实际上是在向田中保证，他的政府要大力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意见书》第三部分为《执政府对日本之希望》，共五条：
一、对于上项内外政策之实施，希望贵国朝野之谅解，并予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
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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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