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6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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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家里的火炉，除了烧煤，还要烧柴，每到秋天，男孩子们跟随大人出去打柴相当普遍。如果在近处，背个背篓什么的，用小镐刨些喀巴柴（一种根大、叶稀极其抗旱的低矮植物）之类的就行；如果是远处，往往跟在大人们的架子车后面，到很远的沙山深处去捡大柴。
所谓沙山，是一些巨大的沙包。
沙包上是高大的白茨、枸杞或者红柳这些高原特有的植物，在流沙的侵蚀下，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最终被干燥的沙尘埋葬，形成一片带状的坟墓。
沙包的后面，湛蓝的天空低低地压在无边无际的沙浪上，窒息般的宁静里，天高地远，满目灰黄，如同站在凝固的海面上，又像是处在苍凉的梦境里。
就在这梦境般的苍凉里，遍地都是或躺；或立、歪歪斜斜、半藏半露的状如尸骨的枯柴。它们细如手指，粗若盆口，白森森袒呈在刺目的强光下，狰狞恐怖，宛如荒冢，不见一丝生命的踪迹和印痕。
我呆了，我呆呆地望着这地狱般的情景，第一次处在震撼的惶惑里。
许久，我从脚下将一截树干状的枯柴拔起来，顿时陷入梦态的恍惚中——
太轻了，形如化石的一截儿树干，轻得像是一根烧透的木炭。
我本能地用双手握住树干，用力一弯，只听“咔”的一声，异常清脆的响声里，手中粗壮的树棍竟然不可思议地断成了三截。
在这神秘的瞬间，我的意识里星光灿烂，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飘忽和轻飏……继而便是天荒地老、日月无光的虚渺与苍茫，命运感突如其来……
这就是我对文学最初的感觉吗？
是的。
十多年之后，我在理性或诗意的状态里，无数次回记当时的情景，那生命灭绝后的死寂，那扣人心弦的枯木的断裂声，那轻飏直上神秘无限的迷离感，使我在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恐惧中，一次次走近文学。
而每当这时，对春天和美丽的膜拜，会在心里激起一片片雀跃的浪花。
我一遍遍默祷着，既为自我，也为自然。
文学在这里如一阵阵鲜灵的风，掠过山脉，掠过荒漠，在长云的温柔里，给一颗孤独的心，播撒着幼苗的色泽与汁液。
想不起第一次文学的冲动发生在怎样的情景之下。
成长中，不曾间断的行走，使我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感知到自然的神奇和强大。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兴奋与渴望、惆怅与感伤，又使我内心充满了躁动、焦虑和无助。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轨迹之外，湖泊、草原、雪山和峡谷，成为向往的主宰。
在这向往中，无论是面对神山、圣湖、河源、大漠，还是柴米油盐、生活琐屑，文学始终像一个无形的幽灵，在辽远无边的梦想里，在不能洞穿的静寂中，在无法触摸的情境间，在万物轮回的摇篮里，伴随着每一次激情与失落，痛苦和喜悦，填充我饥渴的情感与心灵。而那些大师巨匠，那些属于光荣和梦想的前辈们，又在晨光的辉耀里，硝烟的祷祝里，江河的颂唱里，粮食的香味里，给我扎上明天的羽毛和翅膀……
生活的沃野上，文学深入人心，文学如影相随。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有幸在察尔汗以西几十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胡杨，一片青藏高原罕见的鲜活的胡杨树。
远远望去，但见沙堆积成的秃山下，一条从昆仑山中曲曲折折蜿蜒北下的溪流，在一角略高于河湾的沙地上，拥抱出一片生机勃勃、绿得扎眼的小树林。说它小，是因为整个林子只有五六米高，树嘛，也就二三百棵的样子，集中簇拥在河沿边。
我有点茫然。
这就是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吗？
我举目四望，天苍苍，沙茫茫，一堆堆被干风、流沙正在埋葬着的白茨、灌木，挣扎在明亮的阳光里；沙丘紧紧贴着这片珍贵的林子，挤压着它、吞噬着它，前无去处，后无退路，北面是察尔汗——被西方探险家称为地球上的第二个月亮的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存活的地方，南面是冰雪熠熠的昆仑山……
就在这样的生存空间里，胡杨以其令人心碎的绿色，英姿盎然地挺立着，充满了生命的崇高与悲情。
我在林中流连忘返，望着同一棵树上同时长出的心脏形、阔卵形、柳叶形的神奇的树叶，心里满是感伤后的冲动和激情。尤其当我扶着一棵棵死去的胡杨，从它们炸裂开来的树皮上，看到那一圈圈难以数清的细密年轮时，仿佛面对远古走来的鲜活，从未有过的沧桑感，强烈地震撼着我，意识随即化入恍惚的梦境，将我带回到12岁那年，第一次面对生命灭绝的情境里——
——苍凉中，遍地或躺、或立、歪歪斜斜、半藏半露的状如尸骨的枯柴，细如手指，粗若盆口，白森森袒呈在刺目的强光下，狰狞恐怖，宛如荒冢，不见一丝生命的踪迹和印痕……
它们是不是胡杨呢？
美丽竟然如此的凄艳和柔弱……
我又感到了无法言传的意识的飘忽和轻飏。
心肝的扯痛中，我不再考虑胡杨的命运，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它们有着不死不朽的钢筋铁骨，也抗拒不了日益灼烈的干旱和肆无忌惮的沙浪。
自然的刀刃上，象征的不会是奇迹。
而文明的进程中，伴随自然的一定是人的精神的升华、人性的神圣和生命的感动，无论面对的是邪恶、灾难、文明的失落还是该死的战争。
我因此想到，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在我们噙含泪水的地方，家园的和谐，阳光的美好，天地的纯粹，品质的高贵，将始终引领并证明温暖的存在和方向。
风从天界走来，
扑打在我的脸上。
我因此回到文学，
回到文学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印象．巴颜喀拉山上的风与雪
■ 唐 涓
大约12年前的某日，在通往我们编辑部的楼梯上，我与海桀匆匆照面。那时我们互不相识，他来见我，原因是我正在编他一个中篇，好像篇幅过长，请他自己修剪一下情节的枝蔓。当时海桀的工作单位距离西宁几十公里，收到信后却立马赶来，可见文学在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
那个叫《音德儿达坂的冰雪》的中篇小说很快被我们《青海湖》重点推出，它也是海桀的第一部中篇，凝聚了他积淀多年的西部感受。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里面大段大段有关西部自然环境的描写，其纯净与严酷如果不置身其中是很难体味的。在那以后，海桀又陆续有作品在我们刊物发表，我们也有了来往并成为好友。
1997年前后，《青海湖》几个老编辑相继退休，海桀又成了我的同事，有段时间，我们的办公桌彼此相对，工作间隙，常常会闲聊一些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话题。海桀的知识储备量很大，创作时却很少去克隆他人的思想和灵感。他的小说，西部生活占有相当比重，这当然取决于他的经历或经验。他年轻的时候，曾生活在离城市很远的草原深处，青海境内主要的沟沟坎坎，差不多都留有他的足迹。海桀的行走，意义在于不断增大他小说话题的外延且十分独特，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对一个作家显得尤为珍贵。他的视角总能关注到别人忽略或力不能及的地方。比如他陪内地来的一些摄影家前往三江源，在大家闹哄哄奔向文成公主庙或嘉那嘛呢石经城时，他一个人却四下打听，费力找到当年漂流黄河的勇士尧茂书的墓地，面对坟冢上的萋萋荒草久久沉默。这情景后来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同样生活在西部，与海桀相比，我把自己过多地囚禁在城市中，许多年里，我几乎搁置下身后宽阔的土地，更多地翘首远眺欧洲。我曾在自己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坐在家里望着窗外的黄土山坡，常常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眼界狭窄封闭。于是我就从西北走到了西欧，四下观望，用来开阔自己的眼界。奇怪的是，等我看够了西欧人的生活，再度回到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我的眼光果然有了变化。我发现我这个不起眼的城市原来并不贫乏，它身后广袤的土地上竟有那么多至善、至纯、至美的东西，蕴藏着如此精粹的民族文化，令人震撼、敬畏、心醉神迷。”而类似领悟，海桀早已蓄养多年，这便是我们的距离。
就写作速度而言，海桀无疑是个快手，你眼见着他和我们一样上班，一样地忙碌家庭琐事，一样地应酬朋友间的饭局，他却突然呼啦一下抖出个长篇或一连串的短篇来。我赴欧洲留学之前，他还没有流露出写长篇的计划，等我两年回来，他的长篇小说《送你晒干的眼泪》已经发表。很快，江苏文艺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了此书。
《送你晒干的眼泪》的出版，我不知别人如何感觉，但让我暗暗一惊。海桀对长篇小说内质的解构与情节的驾驭能力都超乎了我的预想。他的轻松姿态让我断定这个人适合营造长篇，而且不会穷尽。多数作家的写作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一旦库存枯竭，写作也随之黯淡。海桀始终没有离开过西部，西部草地的气息和强悍民风已深植进他的骨髓。我原以为这种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会成为海桀创作的一个标志，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和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事实却并不如此，海桀小说的触觉四处张扬，早巳脱离了他生活的轨迹，它们丰沛的想象所闪烁出的多彩斑斓常常令我目不暇接。
青海土地非常辽阔，可专心文学的人寥若星辰。于是志趣相投者就来来回回碰面或者喝酒。我不沾酒，当男士们快活饮酒时我只好不停地饮茶。海桀酒量的深浅我总也估摸不透，谁也没有见过他的醉态。不过他喝到一定火候，就会动情地唱知青或草原的歌。
我没去过海桀的家，知道它曾经在一栋旧楼里，冬天靠煤取暖。听海桀说，他的写作间腊月里呵气成冰，必须穿上棉裤，裹着大衣坐在电脑前，身边的小电炉上，苦涩的咖啡正冒着热气。记得在电脑没有进入我们的写作之前，海桀始终用漂亮的字体把长长短短的小说誊抄在很大的稿纸上，你翻过很多页码，都找不到一处被涂抹的字。写作累了，他偶尔也会去我们这座城市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小区溜达一阵看房，但一触及接踵而来的大堆琐事，搬家的念头便一拖再拖。
海桀后来散见于全国文学期刊的小说我并没有篇篇都看，前些日子，我读到了他的中篇《巴颜喀拉》和《李代桃僵》，我突然觉得，它们距离十多年前的那个出发之地已经十分遥远了，这样漫长的路途，海桀行走得如此快速真让人羡慕。《巴颜喀拉》和《李代桃僵》代表了海桀目前的实力，它们就像飞奔前行的两辆马车，并驾齐驱却又跑在两股道上，但它们都共同承载了人性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它的挣扎，它的尴尬，它的焦虑和它的隐痛。新近的一些短篇也挺精彩。比如《抹脸》、《致命的斑斓》、《蜜》、《掌影》、《血晕》、《扎西科之梦》等。它们从容自若的叙事，飘逸奇巧的想象和精到饱满的语言，为我们拼凑了一个个睿智的游戏，从中带给我们特别的感悟和心灵冲击。
8月末，我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去三江源，在巴颜喀拉山顶，我看见风中舞动的经幡，还有隐约在远山褶皱中的残雪。海拔4824米是我从未经历的高度，这让我兴奋。在巴颜喀拉山的一个养路工区，我还喝了些山下的河水，那水带有一股淡淡的牛粪味儿。那天过巴颜喀拉山的整个路途上，我都在感觉海桀的小说，感觉小说里的那些雪山和雪山上的风。那些雪山，它们的高度让我们却步，难以抵达。因而我们只能仰视，仰视它们的孤独、清净、超脱与高贵。这些神性之光已足够慰藉我们朝圣的心灵。就像作家祝勇所说：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净土上的狼毒花
■ 李存葆
近些年，寻梦香格里拉，已成为国内外诸多旅人的时尚。
人是爱做梦的动物。梦从广义上讲，是人类面对世事的艰辛，生存的痛苦而生发的幻想、理想、追求和期望。 自1997年9月14日，云南省政府郑重向世人宣布，位于该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之后，迪庆，便成了一个能够给予人们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符号。
对我来说，在梦的幻境中度日并将梦当成生命阳光的年龄早已过去，我不愿让迷离的梦境再去占领自己的时光与心灵；然而，2004年初夏，我还是神使鬼差地走进了香格里拉。
说到“香格里拉”，我们应当感谢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先生，是他在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首创了“香格里拉”这个读来香艳，听来顺耳的词汇。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的故事离奇却不复杂：20世纪3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某国巴斯库市发生暴乱。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康韦、副领事马里森，及一更换了名字的美国金融诈骗犯和一年轻的女传教士，乘坐专用小型飞机仓皇出逃，欲飞往巴基斯坦某市。飞行途中，四位乘客发现飞行员已经易人，飞机也偏离了原定航线。实际上，这是由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早巳预谋好的一次劫持，其目的是想让“精神和肉体”均十分优秀的康韦，来作最高喇嘛的继位人。夜间，飞机降落在一狭长的山谷间。已身负重伤的飞行员，在临咽气之前告诉四位安然无恙的乘客，说这里是中国的藏区，只有到香格里拉的喇嘛寺，才能找到食宿。恰在这时，一位坐着轿椅，能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张姓汉族老人，在十几个藏民的簇拥下出现了，他们把康韦等四人带到了香格里拉的最高权力中心——喇嘛寺。香格里拉的山谷里住着以藏族为主的数千居民，他们虽各自信仰着儒、释、道、东巴等宗教，但彼此之间却心心相印，亲如一家。这雪域高原上的环境美丽迷人，人与自然更是天人合一，水乳交融。最令人慕叹的是，香格里拉的山民无不长寿，百岁老人看上去童颜乌发，只有十八九岁。最高喇嘛年已二百五十多岁，理政香格里拉已达百余年。他虽已是秋后之柳，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