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美]亨利·戴维·梭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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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那种高级方言所写的书，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一堆废纸，他们重视的倒是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可是，当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得到了他们自己的语文，虽然粗浅，却很明澈，就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于是，最初那些学问复兴了，学者们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古代的珍藏了。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倾听的作品，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却有少数学者在阅读它们了，而且现今也只有少数的学者还在阅读它们呢。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嘘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更均衡的生活是他们的本份，那些给演讲家以灵感的社会活动以及成群的听众只会分散他们的心智，他们是广着人类的智力和心曲致辞的，向着任何年代中能够懂得他们的一切人说话的。
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的。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两千个夏天已经在纪念碑似的希腊文学上，正如在希腊的大理石上面，留下了更成熟的金色的和秋收的色彩，因为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壮丽的天体似的气氛，传到了世界各地，保护他们兔受时间剥蚀。书本是世界的珍室，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于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私事要诉说，可是，当它们启发并支持了读者，他的常识使他不能拒绝它们。它们的作者，都自然而然地，不可抗拒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贵族，而他们对于人类的作用还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当那目不识丁的，也许还是傲慢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和勤劳刻苦，挣来了闲暇以及独立，并厕身于财富与时髦的世界的时候，最后他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的领域，而且只会发觉自己不学无术，发觉自己的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不可以自满，于是便进一步地证明了他头脑清楚，他煞费心机，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所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它们并没有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除非说我们的文化本身便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份文本的话。荷马还从没有用英文印行过，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也从没有，——那些作品是这样优美，这样坚实，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就有也是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从不认识它们的人，只叫人去忘掉它们。但当我们有了学问，有了禀赋，开始能研读它们，欣赏它们时，那些人的话，我们立刻忘掉了。当我们称为古典作品的圣物，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老，因而更少人知道的各国的经典也累积得更多时，当梵蒂冈教廷里放满了吠陀经典，波斯古经和《圣经》，放满了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继起的世纪中能继续地把它们的战利品放在人类的公共场所时，那个世代定将更加丰富。有了这样一大堆作品，我们才能有终于攀登天堂的希望。
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它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的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决不是吸引我们有如奢侈品，读起来能给我们催眠，使我们的崇高的官能昏昏睡去的那种读法，我们必须踮起足尖，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予阅读才对。
我想，我们识字之后，我们就应该读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东西，不要永远在重复a－b一ab和单音字，不要四年级五年级年年留级，不要终身坐在小学最低年级教室前排。许多人能读就满足了，或听到人家阅读就满足了，也许只领略到一本好书《圣经》的智慧，于是他们只读一些轻松的东西，让他们的官能放荡或单调地度过余生。在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有一部好几卷的作品叫做“小读物”，我想大约也是我没有到过的一个市镇的名字吧。有种人，像贪食的水鸭和鸵乌，能够消化一切，甚至在大吃了肉类和蔬菜都很丰盛的一顿之后也能消化，因为他们不愿意浪费。如果说别人是供给此种食物的机器，他们就是过屠门而大嚼的阅读机器。他们读了九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福隆尼亚的故事，他们如何相爱，从没有人这样地相爱过，而且他们的恋爱经过也不平坦，——总之是，他们如何爱，如何栽跟斗，如何再爬起来，如何再相爱！某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如何爬上了教堂的尖顶，他最好不爬上钟楼；他既然已经毫无必要地到了尖顶上面了，那欢乐的小说家于是打起钟来，让全世界都跑拢来，听他说，啊哟，天啊！他如何又下来了！照我的看法，他们还不如把这些普遍的小说世界里往上爬的英雄人物一概变形为风信鸡人，好像他们时常把英雄放在星座之中一样，让那些风信鸡旋转不已，直到它们锈掉为止，却千万别让它们下地来胡闹，麻烦了好人们。下一回，小说家再敲钟，哪怕那公共会场烧成了平地，也休想我动弹一下。“《的…笃…咯的腾达》一部中世纪传奇，写《铁特尔…托尔…但恩》的那位著名作家所著；按月连载；连日拥挤不堪，欲购从速。”他们用盘子大的眼睛，坚定不移的原始的好奇，极好的胃纳，来读这些东西，胃的褶皱甚至也无需磨练，正好像那些四岁大的孩子们，成天坐在椅子上，看着售价两分钱的烫金封面的《灰姑娘》——据我所见，他们读后，连发音，重音，加强语气这些方面都没有进步，不必提他们对题旨的了解与应用题旨的技术了。其结果是目力衰退，一切生机凝滞，普遍颓唐，智力的官能完全像蜕皮一样蜕掉。这一类的姜汁面包，是几乎每一天从每一个烤面包的炉子里烤出来，比纯粹的面粉做的或黑麦粉和印第安玉米粉做的面包更吸引人，在市场上销路更广。
即使所谓“好读者”，也不读那些最好的书。我们康科德的文化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城市里，除了极少数例外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中一些很好的书，大家都觉得没有味道，虽然大家都能读英文，都拼得出英文字。甚至于这里那里的大学出身，或所谓受有自由教育的人，对英国的古典作品也知道得极少，甚至全不知道；记录人类思想的那些古代作品和《圣经》呢，谁要愿意阅读它们的话，是很容易得到这些书的，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肯花功夫去接触它们。我认识一个中年樵夫，订了一份法文报，他说不是为了读新闻，他是超乎这一套之上的，他是为了“保持他的学习”，因为他生来是一个加拿大人；我就问他，他认为世上他能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除了这件事之外，还要继续下功夫，把他的英语弄好和提高。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所做的或想要做的就不过如此，他们订一份英文报纸就为这样的目标。假定一个人刚刚读完了一部也许是最好的英文书，你想他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部书呢？再假定一个人刚刚读了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古典作品，就是文盲也知道颂扬它的；可是他根本找不到一个可谈的人。他只能沉默。我们大学里几乎没有哪个教授，要是已经掌握了一种艰难的文字，还能以同样的比例掌握一个希腊诗人的深奥的才智与诗情，并能用同情之心来传授给那些灵敏的、有英雄气质的读者的；至于神圣的经典，人类的圣经，这里有什么人能把它们的名字告诉我呢？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唯有希伯来这个民族有了一部经典。任何一个人都为了拣一块银币而费尽了心机，可是这里有黄金般的文字，古代最聪明的智者说出来的话，它们的价值是历代的聪明人向我们保证过的；——然而我们读的只不过是识字课本，初级读本和教科书，离开学校之后，只是“小读物”与孩子们和初学者看的故事书；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极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我希望认识一些比康科德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更要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几乎听都没有听到过。难道我会听到柏拉图的名字而不读他的书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而我却从没有见过他，——好像是我的近邻而我却从没有听到过他说话，或听到过他的智慧的语言。可是，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他的《对话录》包含着他不朽的见解，却躺在旁边的书架上，我还没有读过它。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要说，两种文盲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市民，另一种是已经读书识字了，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读物。我们应该像古代的圣贤一样地美好，但首先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好处。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的智力的飞跃中，可怜我们只飞到比报章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般愚笨的。可能，有好些话正是针对我们的境遇而说的，如果我们真正倾听了，懂得了这些话，它们之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将胜似黎明或阳春，很可能给我们一副新的面目。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开始了他生活的新纪元！一本书，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启发新的奇迹，这本书就为我们而存在了。在目前，我们的说不出来的话，也许在别处已经说出来了。那些扰乱了我们，使我们疑难、困惑的问题也曾经发生在所有聪明人心上；一个问题都没有漏掉，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回答过它们，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再说，有了智慧，我们将领会慷慨的性质。在康科德郊外，有个田庄上的寂寞的雇工，他得到过第二次的诞生，获有了特殊的宗教经验，他相信自己由于他的信念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沉默的庄重和排斥外物的境界，他也许会觉得我们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数千年前，琐罗亚斯德。走过了同样的历程，获有同样的经验；因为他是智慧的，知道这是普遍性的，就用相应的办法对待他的邻人，甚至据说还发明并创设了一个使人敬神的制度。那末，让他谦逊地和琐罗亚斯德精神沟通，并且在一切圣贤的自由影响下，跟耶稣基督精神沟通，然后，“让我们的教会”滚开吧。
我们夸耀说，我们属于十九世纪，同任何国家相比，我们迈着最大最快的步子。可是想想这市镇，它对自己的文化贡献何其微小。我不想谀赞我的市民同胞们，也不要他们谈赞我，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便没有进步了。应当像老牛般需要刺激——驱赶，然后才能快跑。我们有个相当像样的普通学校的制度，但只是为一般婴儿的；除了冬天有个半饥饿状态的文法学堂，最近还有了一个根据政府法令简陋地草创的图书馆，但却没有我们自己的学院。我们在肉体的疾病方面花了不少钱，精神的病害方面却没有花什么，现在已经到了时候，我们应该有不平凡的学校。我们不该让男女儿童成年后就不再受教育了。到了时候，一个个村子应该是一座座大学，老年的居民都是研究生，——如果他们
日子过得还宽裕的话，——他们应该有裕闲时间，把他们的余年放在从事自由学习上。难道世界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难道学生们不能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德的天空下受文科教育？难道我们不能请一位阿伯拉尔来给我们讲学？可叹啊！因为我们忙于养牛，开店，我们好久没有上学堂，我们的教育是可悲地荒芜了。在这个国土上，我们的城镇在某些方面应当替代欧洲贵族的地位。它应当是美术的保护者。它是很富的。它只缺少气量和优美。在农民和商人看重的事业上它肯出钱，可是要它举办一些知识界都知道是更有价值得多的事业时，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梦想。感谢财富和政治，本市花了一万七千元造了市政府，但也许一百年内它不会为了生命的智慧贝壳内
的真正的肉，花这么多钱。为冬天办文法学校，每年募到一百二十五元，这笔钱比市内任何同样数目的捐款都花得更实惠。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十九世纪的好处？为什么生活必须过得这样偏狭？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越过波士顿的闲谈，立刻来订一份全世界最好的报纸呢？不要从“中立”的报纸去吮吸柔软的食物，也不要在新英格兰吃娇嫩的“橄榄枝”了。让一切有学问的社团到我们这里来报告，我们要看看他们懂不懂得些什么。为什么要让哈泼斯兄弟图书公司和里亭出版公司代替我们挑选读物？正像趣味高雅的贵族，在他的周围要结聚一些有助于他的修养的——天才——学识——机智——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等；让城镇村子也这样做吧，——不要只请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司事，以为办教区图书馆，选举三个市政委员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困为我们拓荒的祖先仅有这么一点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