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4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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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同意。
李君旭 77。11。4，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动乱，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
挂掉我哥的电话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起了蛐蛐儿的前女友J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得自己都陶醉了。虽然他有时候说假话并不是存心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追求完美，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他往往就会编造故事，说假话。”J说，她自己从不说假话，所以她不能容忍蛐蛐儿说假话。她曾经向蛐蛐儿提出这个问题，蛐蛐儿说他对别人说假话，对她从不说假话。可是J说，当说谎已经成了蛐蛐儿下意识的习惯和无法抵御的思维需要时，你怎么判断他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也想起了我哥曾经对蛐蛐儿说假话的习惯有过一段评价：蛐蛐儿说假话常常是并无恶意的，他很真诚地说谎，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常常给他人造成了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时。他又想弥补，但事情的走向他已无法把握，于是，他常常在后悔和焦虑中越走越远，最后弄得无法收拾。我更想起我写的第一篇回忆“总理遗言”案的文章发表后，我将刊载这篇文章的《收获》杂志分送给每一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这个案子而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J的父亲王叔叔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蛐蛐儿为反对“四人帮”而编造了“总理遗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智慧和胆量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有一次大耳朵到我办公室来，将王叔叔的这层意思转达给我时，我的心沉重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矛盾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我也总是无法判断蛐蛐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谎。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蛐蛐儿依旧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本来我为《收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日，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封杀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