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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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应怀疑他在讽刺人，他也没有打算讥讽我。这仅仅说明将军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把智慧的成熟与脑子的退化分隔开来，他以其独具的果断精神，迈着有节奏的正步跨过了它。曾几何时，他就是迈着这种步伐率领自己的部队走过红村的街道。
显而易见，儿子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
“还要进行搜查吗？”老头子郑重其事地问道。
“只得如此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公务！”
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景仰心情对待诸如公务、纪律、官衔和统治权力之类的事。在把我送到前厅时，他讲了一件团里的趣事：以一个士宫正在涅瓦大街上行走，忽然皇帝陛下，故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愿他早升天堂，突然出现了……这位士官，很自然罗，立正，站得笔直，气也不敢出，活象一尊塑像，只有胡子梢在颤动和马刺微微晃动，发出响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了他——一切都合乎要求：这个和善的小伙子很懂得队列条令，就象浇铸似的站着不动，连蜜蜂钻进他的鼻孔，他都不敢打喷嚏。这才象个当差的！皇帝问道：‘你到哪里去？’那个士官竭尽全力高声喊道；‘报告陛下，到车库［在俄语里，‘车库’一词不变格，在这里变成了第四格。——译者注。］去’皇帝宽厚地笑了笑，和蔼地对他说：‘傻小子，’他说，‘根据俄国语言修辞学，车库这个词是不变格的。’可是士官却不同意，他说：‘那可不敢，陛下！’‘怎么不敢，小傻瓜？’‘就是不敢，’他回答说，‘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切都要变的！’怎么样，啊？”老头子陈味地笑了起来。“要知道他是对的，也很滑头：在最高权力面前一定要贬低自己表示臣服，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也不论是植物，统统都得如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语法不语法！”
我在前厅里见到了沃尔任宁，他已没有必要在院子里呆下去了。水兵的脸红红的，头发被水弄湿了，粘满了木屑的棉袄敞开着，在赤裸的胸膛上刺着红字：“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在字的周围是由链条和铁锚组成的别出心裁的图案……
“你怎么啦，敞胸露怀的，是劈木头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是的，”他无不骄傲地肯定道，“只是请你，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不必为我担心，我在风雨里久经锻炼，只要干活，那就什么小病也不会得。我连劈带锯干了一阵子，汗水把衬裤都浸透了，象是洗了个澡……”
“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是的，不过瓦西里·梅斯梅尔不难明白：他父亲的住所已被监视。
“舰队迎接皇上驾到要放三十一响礼炮。”老头子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似乎不大合适，“全部桅旗，司令旗和海军上将的旗都得降半旗。”
“说的真对，老爷子！”沃尔任宁肯定道，并向我使了个眼色。“对于这种事他倒挺在行，是吗？”
“是的……这跟你们不同。”我点了点头。
三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逛荡够了就立即去找克贝尔或者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这种可能是极少的。看来人他已看出了风势，会做出相应的推断。虽然，“可能性极少”，总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决心来个先发制人，并为了避免时有发生的例外，就派沃尔任宁去找博林，这时他正在珠宝匠家里搜查。水兵要把我们扑空的情况告诉他。我还让水兵带去一张字条。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仍要会见克贝尔的话，请他采取措施逮捕瓦西里·梅斯梅尔。同时派苏霍夫同彼得格勒刑事侦察局的干部一道去克里姆林宫。苏霍夫负有的使命是；既要悄无声息地抓到梅斯梅尔，又要暂不惊动修士大司祭。至于季米特里，数小时后我们还要在刑侦局见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知上校已到了莫科斯，更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对他和瓦拉穆修道院的苦行修士感兴趣。总之，季米特里知道得越少，对案件越有利。
应当估计到梅斯梅尔会试图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没有安装电话，而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办事处和修道院里约有十台或十二台电话机。
所有的电话机，显而易见，不会同时坏的。如果对电话总机搞些维修或者某段电缆出了故障，当然都是“偶然的”，行得通吗？
我给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打了电话，警卫队副队长听完我的意见后，说：“可以做到。我们将进行维修。”
“什么时候？”
“现在就开始。您需要几个小时？”
“五到六个小时。”
“那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下命令。”
现在瓦西里·梅斯梅尔已不可能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了。他只能去冒险，或者采取慎重态度，不和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见面。
还是先搜查一下梅斯梅尔家，或许能找到些什么。
“从哪个房间开始呢？”老头子问道，从他语调中能听出，他是诚心想帮我的忙。这不是因为他对儿子不好，而是因为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得起变化，甚至连语法规则上不能变格的单词也应该变。这种观念从小就灌输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从哪一间开始呢？请您安排好了。”我客气而礼貌地回答。
受宠若惊的老头子思忖片刻后，说：“哦，哦，也许，从育儿室开始吧。”
“可以。”
“在我有客人的时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总是呆在那里。”他解释说道，“今天也是这样……”将军叹了一口气。今天发生的事惹他不高兴。其实，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呢！政府，甚至包括工农政府在内，总之都是政府，不能同政府发生争执。不过，难道能拿今天的政府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吗？不能，当然不能。而谋反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逃跑了，没有依法办事，不过……那是明智的。矛盾的心情使将军在思想上陷入一片混乱。
为什么把这个房间命名为育儿室——我不清楚，我心里给它起了个绰号；“育马棚”。这间屋子的四壁上挂满了以马为主题的照片和画片：高傲地扬着头的奥尔洛夫大马和英国马；带着颈轭的阿拉伯种跑马；托尔锡克短尾巴 马；顿河种马；土库曼的帖金马和瑞典种马。有的马在奔跑，有的在蹦跳，有的在穿越障碍，有的在甩蹄子，有的摆好姿势让人照相，有的在默默地咀嚼青草或燕麦苗。高高橛起的蹄子，油光发亮的臀部，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随风摆动的尾巴……。挂在墙上的带刀鞘用黄金和圣乔治绶带装饰起来的车刀，骠骑兵的图囊——皇帝陛下御前禁卫军骠骑兵团军官们在举行仪式时必须佩戴的皮包，以及尼古拉二世本人的画像在这毛色繁多。品种各异的马群之中显得相形见拙，不为人们注目了。皇帝被这庞大的马群吓呆了，从那笨重的镶金丝的黑像框里忐忑不安地张望着。尼古拉二世在画像上的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同他在托波尔斯克，在卫队长科贝良斯基上校陪同下，朝我走过来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他没有穿这身白色骠骑兵礼服。
“是些好马，”老头子向我解释道。“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一直是个马迷。战前他与军官们赛马是从不空手而归，总要获奖。”
在房角上，一张不大的写字台旁，在一个托架上放着一只皮包。从获得的情报看，这正是瓦西里今天从彼得格勒带来的那只皮包。皮包用皮带捆着，看样子它还没有解开过。苏霍夫对我说过的那个物品袋却不见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除了皮包外，还有一个物品袋吧？”
“完全对，”将军毫不迟疑地肯定道，“是一个物品袋。”
“那么在哪儿呢？”
将军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哼哧了几声，朝沙发底下张望了一下。
躲在阿尔秋欣宽大的肩膀后面的传女说；“我亲自把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物品袋从前厅搬到了这里，同皮包放在一起……”
“随身带走了。”将军猜测道，并为自己的判断得意地笑了。
只有阿尔秋欣对将军的洞察力做了一番评论。
“将军阁下说得很对，”他表示赞同道：“物品袋随身带走了，而皮包留下了。带上两件东西爬屋顶很不方便，于是只好选择其中的一件，我是这么想的。”
男爵的本事真大！在我们到来之前，看来，只剩下一件事没来得及办完——把茶喝完。
“如果不使您为难……”我对老头子说，同时用眼睛瞅了瞅皮包。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慌慌张张地迈着小碎步走到皮包跟前，急忙解开皮带，掀开了上盖。
赤卫队员把装在皮包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掏了出来：贴身穿的丝绸衬衣、袜子、汗衫、旅途用品、几盒香烟、美国罐头、几本书——俄国欧洲部分的《养马业与运输方法》，《尼·伊里英在顿河流域的工厂》，《俄国纯种马和跑马养育指南》……
我翻了翻书——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现在可以搜查房间了。
为了敲打、检查墙壁、就得先解决马群带来的麻烦，也得解决混入马群中的皇帝陛下带来的麻烦。阿尔秋欣站在椅子上摘下了沙皇像，抖掉像上的灰尘，打了个喷嚏，他的脸上立即泛起了笑容：星期一打喷嚏——会得到礼物；星期二——要来客人；星期三——有好消息；星期四——要受到夸奖；星期五——有约会；而星期六——如愿以偿。今天恰好是星期六。而刚才这个喷嚏则使人更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今天会有许多喜事。
“把这个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放在哪儿呀？”阿尔秋欣伸直了胳膊抱着像框四下打量着。
“很简单，让他靠墙根。”一位赤卫队员一语双关地说。
将军从阿尔秋欣手中夺下像框，小心异异地把皇帝放在沙发上，用衣服袖子擦去玻璃和木框上的灰尘。
“别忙了，将军阁下，”那位让把画像放在墙根的赤卫队员说，“忙什么呀？首先木框需要检查，也许在柜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他用胳膊肘把将军事推到一旁，仔细地察看像框；正面、背面，用指甲刮漆面，用手指敲木框。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些事，满有兴趣。一眼就看出，这个青年人生来就喜欢搞“现场勘察”。
“也许什么地方有个密室吧？”我先问向将军，他两眼正在紧紧地盯住赤卫队员那灵巧的手指。
“这可是皇上的像！”将军突然高喊道。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藏在房间的墙壁里吗？我们反正要检查的。”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已经检查完了，将军阁下，”赤卫队员检查完像框后说，“奴仆满意，沙皇也没受屈。”
将军支持不住了，他瘫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扶着像框的一角，看上去就象将军在柔情地拥抱着这个俄国最后的皇帝。阿尔秋欣很可怜他，为了让老头子高兴一起，对他说道：“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军刀耍得很漂亮。我也是个行家，可我也吃过他的亏。上帝啊！一不留神，就被刺中了，而他的太子，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却不是个好手，比不上他爸爸！”
将军的面颊发白。
“您真的同皇上陛下比过军刀吗？”
“千真万确！是我在托波尔斯克的卫队里服役的时候。”
“别扯了，阿尔秋欣，”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把画片都检查一遍。”
“统统会检查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大声说道，眼睛却瞅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头子。他正两手抱着头，忧伤地叹着气。阿尔秋欣是个软心肠的人，然而他明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谁也不会一帆风顺，不受挫折。这有办法呢！
当阿尔秋欣和赤卫队员们在传女的帮助下从墙上摘下图片和相片的时候，我检查了写字台抽屉里的东西。
看来，四处游荡的瓦西里·梅斯梅尔把父来的寓所，特别是这间屋子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桌子里放着他一九一二年写的日记，故去的妻子的信件，数不清的相片：穿着大学生制服的瓦西里，身旁站着当骑兵军官的哥哥；瓦西里——军官学校的士官生；瓦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