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案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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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难，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大概刚刚从父母的羽翼底下飞出来。而且父母在高加索。他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他的犯罪联系不可能在那里，他的故乡城市，而且不可能把这些联系带到这里来。阿列克显然出身于良好的、诚实的家庭。但是阿列克怎么到这里来了呢？离家出走？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是爱父母的。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么是发生了不幸的恋爱？
不，单为这种事不会离家出走的。阿列克说过：“漂亮的女人……”可是他把漂亮的女人称之为“危险”，人们对爱情，甚至是对不幸的爱情，一般是不这么说的。显然，他后来碰上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么，阿列克到底为什么远离家园，来到这里呢？假若他不是离家出走，那么他大概是到莫斯科或博尔斯克的什么人那里来作客吗？或者进学院读书？假若他是来作客，那么他应该住在谁家里或者朋友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偶然的、更何况是犯罪的联系是很难的。而假若他是来求学的，只身一人，到异地他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事谢尔盖知道的多了！阿列克究竟是到哪里去：莫斯科抑或博尔斯克？他的道路同那个主要的、最危险的人的道路在什么地方突然交叉起来了呢？阿列克被什么钩住了，被什么钩子钩住了呢？看来，很可能是那个“漂亮的女人”，当然还有“愚蠢的高傲自大”。
是啊，谢尔盖又面临一场人的悲剧，不知又是谁的被蹂躏、被摧残的命运！所以，主要的不是排除，而是争取人的斗争，这种情形已经不足为奇了。
而这个小伙子值得去争取，甚至与他本人一道去争取。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罗巴诺夫冲他说道。
“你说什么？”谢尔盖回应道。
“我说，你还要水果罐头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们走吧。”
他们从食堂里走出来，点上烟吸了一口，不急不忙地登上了楼梯。
“我想出一个主意，”罗巴诺夫说，“我认为这个主意大有希望。阿列克要来取的那个手提箱……还有在车站上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是这样吗？”
“好像是。后来呢？”谢尔盖发生了兴趣。
“后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科洛斯科夫认出来的谢苗诺夫从车站上一直跟着那两个人。而后来阿列克到他那里去取手提箱。不是胡说吧？”
“嗯，不明白。”
“那么也许跟着的不是谢苗诺夫？也许科洛斯科夫弄错了？”
“不管怎么样，他后来把他认出来了，但不敢肯定。是在那里，在市场上认出来的。可是在车站上……除非他们没有跟着他。”
“正是‘他们’！”
“是啊，这很有意思。并且可以向他提出两个问题。”谢尔盖沉入幻想地说。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阿列克……应该再确认一次，他是否到过车站。”
“慢，慢。到车站来接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和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是这样吧？”
“这是科洛斯科夫说的。看见他们的还有那个胖子。并且那个青年穿着黑色大衣，戴着帽子。而阿列克……”
“咳！”罗已诺夫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是啊，当然，”谢尔盖同意道，“所以才这样。”
莫斯科刑侦局的这两位老朋友学会了相互理解。
谢尔盖叹了口气：“唉，有什么东西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走在一起，但我们就是抓不住。”
“那么我得找那个胖子摸摸情况，”罗巴诺夫下结论说，“我们好像把他忽略了。”
“务必得找他。我现在就给莫斯科打电话谈一下。我还要跟阿列克再谈一次。他是个大有希望的小伙子。”谢尔盖使了个眼色。
他们在楼梯口分手了。
谢尔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一进来，电话立刻就响了，好像专门等他回来似的。谢尔盖拿起了话筒。
“中校同志，”他听出是值班员的声音，“这里有一位公民来找您。允许放他进去吗？”
“找我？”
“是的。他指名道姓要找您。”
“他姓什么？”
“费奥多罗夫。”
“嗯，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那就让他进来吧。”
“是。”
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这个姓似乎挺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呢？近几天来，闪现过多少姓，多少人啊！费奥多罗夫……肯定有人向他提到过这个姓……啊一啊，想起来了！啊呀，就是那个乌尔曼斯基！难道是他打发他来的吗？反正他是个厚脸皮的小伙子。而且那老头儿也够可以的……他们可找到了请去做客的办法。
谢尔盖生气了。当有人敲门时，他大为不满地厉声喊道：“进来！”
一个大块头的人，穿着短皮袄和粗笨的毡靴，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把手中的帽子揉成了一团。他那汗津津的满头白发乱七八糟地四下支棱着，马马虎虎地朝后梳去，露出刻满一道道深皱纹的宽大前额。留着口髭的圆脸被寒风吹得通红。这个人迟疑不决地在门口站住，他那强壮的躯体差不多把整个门都挡住了。
“啊哈，”谢尔盖不由得惊叹地想道，“不用说，这样的人打仗无疑会屡建战功，成为英雄。”只是他那过分的矜持，几乎是胆怯，使人想象不出这个人曾会立下赫赫战功。
“进来吧，费奥多罗夫同志，请坐。”谢尔盖邀请道。
老头儿终于离开门口，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到桌子跟前。椅子在他身下边威胁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谢尔盖这时才发现，他那粗糙而宽大的手里握的好像是一张不常见的很小的身份证。
费奥多罗夫把帽子搁在膝盖上，掏出带花条的手绢，擦了擦汗淋淋的发红的脖子，咳嗽了一下，声音嘶哑地说：“这是身份证……也许……这个能用得着……”
他小心在意地，甚至好像提心吊胆地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
谢尔盖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大块头的人来找他远不是平白无故的，远不是乌尔曼斯基的微不足道的请求能使他来这里的，这一切要复杂得多，所以费奥多罗夫才这样难为情，才这样激动不安和不知被什么事情弄得沮丧不堪。于是谢尔盖立刻想起了乌尔曼斯基关于使他，谢尔盖，对老头儿一下子发生兴趣的那番话。
这时，费奥多罗夫大声地叹了口气，他那浅色的眼睛从乱蓬蓬的浓眉底下审视地、几乎六神无主地望了谢尔盖一眼。他仿佛很胆怯，不敢开口说话，他仿佛在内心里做着最后抉择：他要不要开始谈话。然而，这个人异乎寻常的大块头和他那令人不快的、不知所措的目光彼此不相符合，以致谢尔盖急忙帮他解围。他拿起身份证，把它打开来，习惯地浏览着上边的登记，说道：“那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
费奥多罗夫垂下乱蓬蓬的花白的头，低声说：“我叫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这么说，是身份证上弄错了吗？”谢尔盖微微一笑，“您想把它改过来，是吗？”
“是的……”
“那么这事不该来找我。”
“这事就得来找您。”
谢尔盖从他那嘶哑的嗓音里听出有点怪腔怪调，这使他警惕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怎么回事？……”费奥多罗夫终于抬起了头，悲伤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您算算，已经拖了三十年了，可是我过的根本就不叫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路上的母鸡盯着我看，而我在它那圆溜溜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挖苦：‘我认识你，我认识……’小麻雀在窗户外边冲我喳喳地叫唤，也是这个意思。而我在人们面前却不能说。要是我当初知道在每一个人面前感到恐惧是什么滋味就好了……”
费奥多罗夫用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吃力地挤出这番话来。他的眼睛模糊了，他那麻木不仁、不听使唤的嘴唇微微颤动，看着他这副样子就让人觉得奇怪，甚至有些可怕。
不知这个奇怪的白发巨人还会说出什么话来，为了在此之前驱散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谢尔盖精神勃发地说：“在人们面前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据说您在前线打法西斯非常英勇。”
“不是说人们，”费奥多罗夫摆了摆手，“我是说我们的人。这种恐惧，它使我睡觉都提心吊胆。它毁了我一生。在前线……我第一个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往前冲。‘你打死我吧，求求你，打死我吧，行行好。我挺不住了。’后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俄罗斯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不是别人，是俄罗斯人。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应该打坏蛋。待会儿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于是我就开始掐死他们这帮可恶的家伙。这样一来，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夜里做梦老是梦见这帮可恶的家伙。是啊……这段时间对于心灵来说是安宁的。”费奥多罗夫怀着突如其来的忧郁做出结论说。
谢尔盖默默地听着，心里越来越感觉到恐惧。此时此刻费奥多罗夫所讲的这番话的背后有某种可怕的东西，而且谢尔盖什么也不明白，惟恐让这虚伪的不实之词影响了这个人吃力的坦白倾诉。
“喏，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里，仍然像从前一样是个外人。自我感觉像个外人，这是最主要的。”费奥多罗夫没有抬头，继续闷声说道，“妻子等着我，而我对于她也是外人，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我害怕他们，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也会……”费奥多罗夫喉头哽住了，他费劲地往下咽了一口唾沫，用越发低沉的、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接着说：“……他们也会成为外人的。为这事，她，也就是我的妻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只有我和枕头知道她。我对她说：‘你抛弃我吧。’我真恨不得自杀。她拦住了我，并留下来与我相厮守，她这苦命的人……”
费奥多罗夫不作声了，眼睛望着地板。
谢尔盖轻声问：“您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了吗？”
“没有，没告诉。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没有勇气这样做。而且我在人们面前悔过，为时已晚。我只是对自己感到惊讶，我竟然脖子上挂着这块沉甸甸的石头活到现在。可是现在……我们家里来了个小姑娘……”
“是玛丽娜吗？”
“是她……而且您也正好是从莫斯科来的。所以我打定了主意……”他大声地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他那浅色的眼睛里表现出一种悲伤的果断神色，“由于自己的原因，我巴不得死掉才好。我只盼着快点死掉。就是因为她，这只小鸟①……”
“您家到底出什么事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说来话长。是这么回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年轻，上过七年学，在集体农庄工作。有一次派我去拉种子。我给拉回来了。结果种子不但不能播种，甚至喂牛牛都不吃。总而言之，是他们偷偷塞给我的。而我因为糊涂，已经在该签字的地方签了字。结果就我一个人成了罪人。我受到① 对小孩或妇女的亲昵称呼。此处指玛丽娜。——译者注了审判。根据严厉的法律，我被判处十年徒刑。就是这么回事……”
费奥多罗夫不吭声了。谢尔盖惊诧万分，沉默无言。办公室里一时寂静下来。费奥多罗夫叹了口气，接着说：“是啊……那么我，一个受迫害的人，从此去了我该去的地方：寒冷的北部地区。当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逃跑。我没有必要白白待在那里。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或者一年多时间，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后来，总之一句话，我逃跑了。我当时年轻体壮，精力旺盛，而脑瓜子里却一片空白。于是我就想到了逃跑。我没有被抓住。我徒步穿过整个泰加森林，用手把狼掐死，吃树皮充饥。可是我并没有打算，没有想到，我会跑到罗斯托夫市。到了那里，有一个人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农庄急需人手，你去应聘吧。于是我来到了国营农场。在那里，为了使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我用了十个昼夜就把一个个山头搬掉铲平了。人们见我这样拼命干活，就劝我留下来。根据我的口述，他们给我编了一个所需要的证明书。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农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在那里干活既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良心。我上了光荣榜。我培植甜菜。为此，我曾到莫斯科参加了展览会。
我培植的甜菜一下子出了名。已故的父亲就曾培植过甜菜，我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帮着父亲干活。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我在莫斯科获得了奖章，还有证书。但所有这些证书和奖状却烧灼着我的手。那上面写的明明是别人的姓名，是我随便想出来的。人们对我十分尊敬，而我却卑鄙地欺骗了他们。
我心里当然还有一个恐惧。但愿他们千万可别知道我是逃犯。这时，恰巧在战争爆发前夕，我碰上一个姑娘。我爱上了她，简直爱得神魂颠倒。不久，我们就结婚了，但我还是那样神魂颠倒。国营农场为我们举行了婚礼。我记得，我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边，又是笑又是哭，眼泪刷刷地流、心怦怦地跳。是啊……我自己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给糟踏了……婚礼以后，我心里更加难过了。我完全打算好要坦白承认，但这时战争爆发了。嗯，关于战争，我已经给您讲过了，”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结束说，“后来的事我也讲了……”
他又默不作声了。
谢尔盖也默默不语，他想集中思想，想努力去理解，去搞清楚这整个不如意的、悲惨的生活，但却力不从心。他明白，费奥多罗夫期待的不是要从他这里得到原谅，不是某些安慰的话语，而是解脱，不惜任何代价的解脱，因为他内心里再也承受不起这个可怕的压抑，他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