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7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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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是在大学期间开始写的。我的写作背景就是在这样一个争论激烈的背景之下，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当时伤痕文学很流行，作品很多，量很大。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也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可以读。我们在学校里面读的主要也就是伤痕文学如王蒙、刘绍棠等一批作家的，包括张抗抗、韩少功等人的知青小说。读着也不是觉得有一种很大的满足。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天时地利比较好，写一部作品可能就叫响，全国都知道，就好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全国人都知道有个作家叫蒋子龙。和现在的局面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作为文学专业的人，一方面读的时候被他们的身世和命运所感动、所震动，包括他们的控诉。那时候的作品主要是控诉，在情感内容上来震动你。但有些文字却还是比较粗糙的。有些从文学文本来看，我们也有不满。大家也在一起谈他给我们的教育是什么，他是思想上教育，给人一种震动，可是从文学的角度，好像他又经不起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成立了文学社，很多同学也来写小说，我也加入到文学社里，开始写作。
我写小说的动机很单纯。那个时候学校里搞个竞赛，我觉得我也写一个吧。写完小说后让77届的同学来评，他们把我的小说排在了第一名，说是写得最好。当时我写的小说叫《羊脂球》，和莫泊桑的小说名字一样。写一个青年人的命运，社会使他堕落的一个过程。可是拿到老师那里，老师说你这个小说这么黑暗。我第一次听到竟然可以用黑暗来评价一个小说。我小说的结尾太黑暗了，老师在讲评作品的时候就把我的小说当成了反面教材来批评。一听老师要评点，我当时也没有去听，我就知道要挨批评。我很不服气，我就寄到了《长江文艺》，我想让他们看看。但编辑好像和老师串通好了一样，编辑说你的小说结尾是不是太阴暗了，调子太低了。我也想据理力争一下，可是那时胆子太小，也不敢像现在一样，你要改我我就不让你发，也没有这种豪气。那就算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又不敢吭气，实际上小说也没有发表。可是我还是想写，想出名，对我们学文学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诱惑。于是又写了《大篷车上》。这个小说就一片光明，尾巴很亮的。我跟他们说这尾巴很亮很光明的，我把它给了《长江文艺》。他们说这小说不错，但是还是提了意见，说你字写得乱七八糟，你回去给我们从头到尾抄一遍再来，也不要改了，就像这个样子。我这个小说《大篷车上》后来就又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发表了。这就是我大学三年级写的小说，大学四年级发表了。它应该算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写的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满可笑的。觉得怎么写出这样的小说来，怎么这么幼稚啊，到了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还那么傻。有时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种反思。当时也很会原谅自己，觉得我们很年轻。其实当时我也不年轻了。我当过工人，在大学里面也都二十六七岁了，比现在大学生老多了。可是思想确实很幼稚。我们那时的成长是和时代同步的。时代有多幼稚，我们就有多幼稚。所以呢现在回过头不能看。现在有时候给小说编目录，中间有几篇我永远也不会提它，因为拿出来给人看是很丢脸的。
在我写了小说之后，常常有人问我的写作动机。我跟他们说经济是一根鞭子。我为什么很努力地写小说，就是因为没有钱用。我那时很穷嘛。大学毕业出来，工资才四十多块钱，工作了一年之后加到五十多块钱。我父亲早去世了，我还要养我母亲，你说我怎么生活？可是我在写了《大篷车上》后，我的稿费是八十多块钱，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马上就写第二篇小说。所以在1983年我们湖北举行湖北青年作家作品的讨论，在谈自己创作的动机和出发点，当时我说我真的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当时发表这样的言论时，可能有的老同志和评论家都很不屑于我的想法，老同志就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是跨掉的一代。
最初的写作虽然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稿酬来写，但那个时候确实是满怀激情的。我可以日夜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家里住房也不是很大。我们家有一个壁橱，不足两平米大。我在壁橱里自己做一个台灯，关在里面写作，免得受干扰。我可以写得很晚很晚。那时年轻也不怕累。可以一写就是几个小时，虽然有很多东西就成了废品了，有很多东西写完觉得不好也就扔掉了，可是那个时候真是满怀热情，满怀激情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刚才说稿酬这个事情也有点说笑，可是在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确实我们对文学抱着非常非常神圣的态度，觉得文学是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它是能够拯救人类的这样一种东西。与现在这种“职业杀手”状态比，我非常怀念我最初创作的那种激情。
但是在当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年轻，因为刚刚踏上文坛，和很多很多的年轻作家一样，很在意编辑是怎么看。会琢磨一下，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作品。那时刚刚开始写作，觉得他们对我太重要了。他们要你写什么东西，你就得听。还要注意文坛上流行什么东西，很关注又有哪个玩出新花招了，得赶紧去学学。其实我在1986以前，也学着人家玩了一些花招。总想这个也去试试，那个形式也去试一下。玩了几样花招后，反觉得什么都不灵，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些作品自己觉得其实都看不得。
文学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内心流淌的东西和你外在的形式是不是相符合，包括你个人的气质，你的经历、阅历及你所受的教育等等，你的性格是不是和你选择的东西是相符合的，相和谐的。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些，处在一种很混沌很朦胧的状态。很多很有才华的作家，第一次出来就非常成熟，像阿城的《棋王》，一出来就很有分量，一出来就让人很震惊，有一种很老到的感觉。但我不是这样。我前几年一直磕磕碰碰，不知道写什么，而且老在琢磨我要写什么样的题材，这种题材编辑会不会喜欢，别人会不会认同你，同行会不会看不起你。这些念头实际上是很折磨人的。那时侯我也很贪玩。笔会很多，编辑部经常举办笔会。我是招之即来。而且有个口号，说是要玩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自己年轻，贪玩而又没有钱旅游。编辑部愿意出钱，还到处有吃有喝。所以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那个时候笔会，跟现在笔会不一样。现在笔会都很简单，比较实际，知道你们这些作家的目的就是想来玩一下，所以呢他们也不开会，说上笔会就是想让你旅游一番，你回去交个稿也就行了。可是那个时候编辑也比较老实，笔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弄到鼓浪屿也好，甘肃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先住下来写半个月的小说再说。以后你把稿交来，那么后面半个月我们就带着你出去玩。一开笔会就是一个月，反正那时候房租、水电也便宜。可能一块钱、三块钱就能住一个房间，八块钱就可以住的很好了。像这样的一种为了旅游去写小说，好像动机都不是很纯的。到现在还有一些老朋友经常骂我，说我太贪玩，对文学不太认真。
到了1986年，我觉得自己有了变化。想起来也是，搞文学是需要经历的。阅历经常是最好的老师。1986年，我遇到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她也是写小说的。她总是经常在我面前说我很多好话。我们也一起去参加过笔会。那时候她将要大学毕业，我为她打包捆行李，劳劳碌碌跟她忙了一大场。可是她却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龌龊的人物，那就是以我的经历为背景的。我一下子觉得很受伤害。我那时已经快三十了，但头脑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宿舍环境长大，没有什么遭遇，所以呢，还一直觉得人间很美好，朋友很真情。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把这一切都撕破似的。我当时是很震动。之后我好像觉得再没有经历过这种震动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当时却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回到家里一晚上都发呆，然后跟我们湖北的其他作家谈这个事情。那些作家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有阅历。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以蔑视她！”我说：“我怎么蔑视她？她骂了我，我怎么蔑视她？”他们又说：“你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我说：“我怎么让时间来检验？”因为她骂了我是在文章里写着，很明显谁都能够看出来她是在骂我。这样的小事情谁都不屑一顾。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一个是和非的观点。这些人，也对我是一个刺激。我当时觉得1986年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大概就是春天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被这个事情纠缠着。那么你坐下来就会想很多事情。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心想，你会写小说骂我，我还不是会写小说骂你，我又不是不会写小说。这样子，我在1986年就写了一个小说叫《白梦》。当然我不像她写的那么蠢，毕竟还是文学。我觉得对文学来说不能是我要攻击某人，我还是写小说。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我们这一代的城市青年，一方面是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内心和现实的差距，一种紧张感，所以用的反讽的东西比较多。讽刺的色彩比较强烈。写出来之后呢，我的同学说在1986年《白梦》之后我的小说风格为之一变。1986年后，我就再没写过1986年以前的这种很浪漫的、很理想的、很幼稚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这就是阅历对我的教育。这种事情让我沉下心来，仔细想想，想想这个社会，想想人，想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想想自己身边种种的事情。然后静静地思考。所以1986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1986年这篇小说以后，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由单纯变得复杂了。
1987年我写了四部小说。其中包括《风景》。还写了一篇《白雾》，实际上就是《白梦》的续集。写了一篇爱情小说叫《船的沉没》，还有一篇小说是农村的题材叫《闲聊宦子塌》。我觉得1987年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一年。但是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四篇小说发表，好像是文坛上有很多人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看到我这个小说，也有人来跟我说你这样写很蠢的，你怎么总做些蠢事情。比方说有些人写同一个题材，连续写好几篇，集束出击，大家一下就注意到。可是你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闲聊宦子塌》是个农村题材，《风景》又写一个城市底层人生活的，你《船的沉没》是个爱情小说，《白梦》又写个都市青年灰色人生的东西，你都没法让人家适应你写的东西，评论起来也不好评。你应该像很多作家在同一题材比方知青题材写一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你也写一系列，人家会关注你。你这样东一下、西一下，谁来关注你。有人当时就给我提出这样的意见。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好像也不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我就要这样写第一部，第二部怎么写，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写。我确实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我今天想到这儿我就写这个，我写完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题材，我就会写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任性、比较随意地去写，并没有一种计划，也没有想好。所以我同学讲这个之后，我想了想我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说，你看你写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现代派，现在流行的是现代派。现代派玩的都是花里胡梢，要东边一句西边一句还要让人看不懂，你的太容易懂了。前面后面讲下来，人物故事都很清楚，这个太老式了。其实当时这种说法我也都想过的。但是我写到1987年的时候，靠外界操纵的年龄和经历已经过去，我已经不需要去被人家左右了。这个时候我应该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我也会就同学或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比较高明的说法来反思一下自己。但是想来想去，最终觉得我所有的写作没必要靠别人来左右。老式的写法也好，新式的写法也好，后来我和同学说是各有所长。我说文学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我想形式它到底是一个外壳。传统写法你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的。传统写法其实它的技术要求似乎更高。你要很直接、精确、准确。比方说它要有结构感，就像搭房子，你看着房梁一根根地搭起来，一根地方搭错，这房子就不好看。其实它是很讲究技术的。新派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它重在用感觉制造一种氛围，把你引进一种氛围陷阱。实际从语言的某种角度来说，它可能要模糊一些。它不需要语言很精确洗练。你看我们看以前的一些笔记小说也好，老式小说也好，语言要求非常精确，它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现在的小说很含混。那么现在小说为什么流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小说流行写的很模糊、很含混，靠情绪来左右，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语文功底不好。我们的语文已经把我们过去中国几千年的这种非常漂亮、优雅、含蓄、准确、简练的语言破坏掉了。我们已经不会用这种精确的语言，不会用一个字包含很多意思的语言了，我们只会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那你靠什么，你语言已经靠不了了，你指望不上它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的情绪。找一点感觉的东西把它堆在一起，这种小说你看起来是很飘然的，实际上语言都是一些废话。所以从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可能更难写一点，因为它太要技术了。当然一些写现代小说的人有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文学已经不需要技术了，那也是一种说法，那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做，那么关键是你想说什么。其实题材也好，你所选择的方式也好，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说出什么，你是不是从你的内心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