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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

当代-2004年第1期-第65部分

小说: 当代-2004年第1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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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收入《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沉渣杨继年
老 伍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2001年10月12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11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1946年12月8日,1957年11月5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10年;1958年1月10日又被加刑3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34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50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1998年6月23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伍: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700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账,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蒙头蒙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1957—1958”,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地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弯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上牵网都不晓得。“1957”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1958”,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明白,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伍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个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我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伍: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监狱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3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伍: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57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服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伍: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1953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10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4年多。到了1957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刷刷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两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馋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像蒸笼上汽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常耍煌吩ィ奂浒雍吞谰拖露橇耍涛抖济怀⒊隼础N野舌舌Я税肷慰掌招さ亩盒α耍秩ザ肆巳雎贰N倚朔艿昧小笆迨搴谩保っ窬呀啪偕衔业哪钥牵昧肆较滤担骸扒心退莱{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愣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伍: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伍: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11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1955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1946年,千真万确! 
  老伍: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十三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伍: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伍: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1957至1991,我关了三十四年才出狱。坐牢惟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伍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四十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十一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1991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十一岁经查不实。” 
  老伍: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伍: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伍: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察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62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62年7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月14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老伍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继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老伍:是您写的么? 
  杨继年: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伍注)都判十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老伍:咋回事呢? 
  杨继年: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反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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