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3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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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告诉她别再向上飞,我冷。她回过头,风吹动她头上的洁白如雪的绒羽,她的嘴像一只真正的鸟喙,尖的,向下勾的。她让我闭嘴,她说,别说话,否则——
我又叫了一声雪老师,便从她的鸟翼上滑落。我从天空深处向地面坠落,可怕的坠落! 我大叫着醒来。
奶奶抚摸着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她说,都是你爸踩烂了香火,菩萨生气了,报应到你头上。她嘴里嘀嘀咕咕,代替父亲向佛认错,请佛原谅。
春忆居然说,昨天来的苏州男人,是雪老师的父亲。他来看女儿,带了很多吃的,在人民旅社住了一晚,已经走了。不可能吧,雪老师的父亲?他看上去比雪老师大不了几岁呀!他怎么会是雪老师的父亲呢?春忆说,是雪老师亲口对他说的。他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三颗粽子糖,说,喏,雪老师爸爸带来的。
春忆已经去过雪老师那里了?我感到心被什么刺了一下。我差点儿忍不住一甩手,把他纸包里的三颗糖打落在地上。我转身走了,我去了一趟厕所。我蹲在厕所里,蹲了半天,并没有大便,也没有小便。什么都没干,倒把屁股蹲凉了。我站起来拉上裤子的时候,肚子一阵痛。
我敲敲雪老师的门,没有反应。我以为我敲得太轻,她没听到。我于是弯下腰,向门缝里张望。她的床,她的课桌,她的椅子,她的脸盆架,都安安静静的,没有她。雪老师——我对着门缝喊了一声。我的声音怪怪的,自己听来都觉得可笑。我庆幸雪老师没在屋子里,要是她听到了这声喊,她会受惊吓的。即使她不被吓着,她也会觉得可笑,觉得我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人。
我不知道在那一天中,春忆是不是把三颗粽子糖都吃掉了。他是一下子吃掉的呢,还是克制着自己,先吃一颗,过很长时间,再吃一颗? 也许他每次只咬半颗吃。他舍不得嚼,只是放在嘴里,令其慢慢融化。甜汁慢慢地在他的嘴里,在他的舌面上烟一样散开,他会美得闭上眼睛么?糖在他的嘴里完全融化之后,米一样小巧的松仁,就会落在他的舌头上。他就仔细地嚼它,它的芳香,像一阵烟,在他的口腔里弥漫,并且弥散出来,从他的嘴角和鼻孑L逸出,香了大半个天空。
第二天我遇见雪老师,满以为她会对我说,你来,你到我宿舍里来!然后我跟在她屁股后面,去了她的住处。她从一只广口瓶里,或者是一只铁罐中,取出粽子糖来。她用尖尖的手指,将粽子糖取出。一颗,两颗,三颗,一共是五颗,比春忆还多两颗。她把糖放在我的掌心,说,里面是有松仁的,你要慢慢吃,不要一下子把糖咬碎。你要含着它,让它慢慢化了,松仁最后出来了,它很香的啊!她甚至可能会拿起一颗,直接放进我的嘴里。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嘴唇。可是,这都是我的想象,事实是,她见了我,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好像世界上没发生过任何与粽子糖有关的事。她的父亲并没有来看她,也没有给她带来粽子糖。而她呢,更没有把粽子糖给春忆吃。
我很怀疑,春忆其实是在说谎,雪老师根本就没有给他什么粽子糖。他的三颗破糖,只是他妈妈从什么地方买来给他的。或者是他从邻居家里偷来的!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内心,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告诉我,糖确实是雪老师给他的。雪老师给了他三颗松仁粽子糖,却没有给我一颗!这也许是她最后的三颗糖了,他去了她的住处,她就取出来,一股脑儿都倒给了他。她把糖给春忆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想到我,她根本就没想到,应该留下一颗糖给我。她这样做,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让我感受到了太深太深的伤害。
我见到雪老师,开始不理她了。我看见她从对面走过来,我一眼都不看她,就从她身旁走过去了。我与她擦身而过。与她交身而过的时候,我闻到了她的气息。她的气息是暖的,香的。我这样做,让我自己感到心痛。这一股暖的香气,更加剧了我内心的疼痛。在课堂上,我看着雪老师,她光滑的脸,她洁白的脖子,还有她隆起的胸部,我感到自己正在向下坠落,急速地落下去,却抓不住任何东西。当她的目光向我投过来时,我却又故意地迅速躲开了。我不看她。我这样做,看似在惩罚她,其实是在惩罚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真是狠心!
我潦草地写语文作业。而从前,我的字工工整整,我把写语文作业视为一种享受。我一边写,一边想象,雪老师将我的本子打开,看到一行行整齐的字,看到一丝不苟的每一个笔画,她是怎样感到愉快,嘴角不由得漾开了笑意。她写在我作业本上的每一句批语,每一个字,都是愉快的。甚至那一个个红笔的勾,都带着轻快的神色。她用红色墨水写出的“好”和“认真”,那几个普通不过的字,在我看来,却充满着女性的妩媚和柔情。而现在,我的字潦潦草草,还故意写了一些错别字。我甚至在写完作业之后,用手将字迹故意擦模糊,搞得脏兮兮的。我想象她在打开我的作业本时,一定会感到诧异。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她也许会把本子合起来,再看一眼封面,看看这本本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她的疑惑,不仅浮现在她的眼中,她还在本子上打了问号。她什么都没写,只打了一个问号。这个红色的问号,像一只夸张的耳朵,又像一个脑袋的侧面。她的意思是,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是你写的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泪水,滴落到作业本上。窗子外的鸟儿,清脆地呜叫。我看看窗外,并没有发现鸟儿的身影。我倒是看见了天。天是那么蓝,蓝得鲜艳而纯净。云又是那么浓,又浓又厚重,白得耀眼。云显然是被风推着,它由东向西,从窗口移过去。
蓝天白云下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的奶奶死了。她死得是那样突然!她亲手点燃的一盘蚊香,还在冒出袅袅青烟。香头上燃烧着的红色小点,还在不易察觉中绕着蚊香的中心旋转。她坐在矮小的烧火凳上,靠着墙,像是还在念着经。只是她的头垂得有点过低了,叫她叫得再响,她都不理睬了。父亲当时不在家,母亲对我说,你奶奶死了!母亲让我哭,让我大声哭,因为她哭不出来。我过去叫了一声奶奶,我的声音颤颤的。我生怕她转过头来,哎——答应我一声。但她不理我,我似乎更害怕。我也哭不出来,我非常着急。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家里死了人,总该有哭声。而她一时哭不出来,当然希望我能哭。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如果我能大哭,无疑是为母亲排忧解难,为家庭作出了一点儿贡献。我就试图哭,我干嚎了一声,自己听来这声音都是怪怪的,不像是哭,倒像是在装鬼叫。我在内心感到了滑稽,因此差点儿笑出来。
感谢来自空中的一个声音,终于让我突然感到伤心。一阵伤心的感觉,从心灵深处喷涌而出,我不仅泪雨滂沱,而且泣不成声。我听到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着雪老师。雪老师——那一声唤,是那么空灵,就像我经常听到的教室窗外的鸟鸣。这一声唤,虽然细若游丝,却令我内心震颤。我感到悲从中来,我伤心欲绝。我哭,我流泪,我哽咽,我完全被哭所操纵。那天,我不知哭了有多久。也许半天,也许是一天。直到父亲闻讯赶回家,直到来了一些亲亲戚戚,我还在哭。我除了哭,什么都不干。
直到父亲出面制止我再哭,我还是哭。我的哭一经启动,就再也无法停下来。父亲恼了,甩了我一巴掌。他打在我的脑袋上,几乎将我打翻。他说,别再哭了!人已经死了,你哭也哭不活呀!他把奶奶的遗物,被褥、衣服、鞋子,她使用的毛巾和牙刷,还有她用剩下的几盘绿色蚊香,在屋后集中成一堆,点火烧了。火烧不旺,因此浓烟滚滚。黑烟翻腾着,像猛兽一样从火堆里蹿起来。
在为奶奶治丧的这几天,春忆有了新发现。他告诉我,他已经不止一次看见潘老师晚上去了雪老师的房间。潘老师双手插在裤袋里,在黑暗中慢慢走路。他尽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他是有目的的。他要去雪老师那儿。他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他走到路灯下,看到 —截烂毛竹筒(那是渔民用来做渔网的浮标的),就踢了它一脚。它滚出去老远,他走到它跟前,又踢了它一脚。直到把它踢进黑暗里看不见。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潘老师就吹几声口哨。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我问春忆。春忆说,当然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除了这个,他就只会吹《国际歌》。我一直盯在他后头,春忆说,有一次,他差点儿被潘老师发现了,因为春忆踢到了一个烂竹筒。
潘老师走到雪老师住处的门口,笃笃笃敲了三下门。他敲得一响两轻,就像打暗号。但是雪老师根本不知道什么暗号不暗号,她在里头问,谁呀?她的声音当然很好听。潘老师说了一个简单的字,我!雪老师听出来了,她开了门。门吱呀一声,橘黄色的灯光涌出来,把潘老师的一半身体,也照成了橘黄色。他走了进去,门关上了。
这些都是春忆说的。
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你过去看了么?
春忆点点头说他看了。至于他通过雪老师的门缝,看到了一些什么,他始终不肯说。
他越不说,我越想知道。我越想知道,他越不肯说。
春忆给我看他的装置,他希望我能从家里偷出几节干电池和一颗电珠来,否则的话这个计划就较难实现。他已经有了十多米铜芯线、一颗电珠和两节一号干电池。电珠和干电池,是从他家的手电筒里取下来的。而两节干电池,他认为远远不够。他希望我能从家里偷一些出来。至于电珠,最好也要多准备几颗,以用作试验。我觉得有些为难,因为家里的手电筒,几乎是父亲的宝贝。他喜欢手电筒,常常将它放在枕边。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玩它。他将手电筒的光对着天花板,仔细观察天花板上的一切。有时候,他也将电筒的光束投向窗外的黑夜。但夜实在太黑了,太渺远了,电筒的光,在这浓重无边的黑暗里,显得那么无力。它就像一支单薄的箭,刚刚射出去,就落到了地上。由于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这只手电筒的黄铜外壳,是锃亮的。它放在父亲的枕边,就像一支手枪。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家里除了父亲,似乎谁也不敢轻易地去用它。我当然不会忘记,父亲曾用这把手电筒,打我的脑袋。电筒的脑袋,打在我的脑袋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我被打糊涂了,当时真不知道这声音是谁的脑袋发出的。电筒的玻璃碎了。父亲很心疼,当然他不是心疼我,虽然我的脑袋流血了。父亲这样想,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脑袋破了,还会自己长好,而玻璃碎了,必得花钱去配一块新的玻璃,否则它是绝对不会自己长好的。后来父亲就不再用电筒打人,因为在当时,要配到一块圆形的玻璃,并非一件易事。
鉴于这样的情况,要将我们家电筒里的电池偷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干一件并不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呢?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两节电池了么?两节电池也凑合着能用了。
但春忆明确表示两节电池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将电珠的顶部,磨出了一个小孔。这项工作非得有十分的耐心不可。将电珠在水泥地上磨,轻轻地磨,稍稍重了,就会磨破。春忆干得很细心,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果,电珠的顶部,那个小孔既小又圆,一望而知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与此同时,他还收集了大量的火柴。他希望我也能从家里取一些来。这个不难,家里不缺火柴,生煤炉用的干柴盆里,就扔了好几盒火柴。春忆把火柴头上的火药一点一点刮下来,他已经装了一火柴盒。他说,只要把火药填进电珠里,将电珠的小孔封好,然后通上电,它就会爆炸了!
当然要有足够的电力,两节一号电池,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令人胆颤心惊的计划。我们的火柴头越聚越多,我们除了要在电珠里填上火药,我们最后还要把填了火药的电珠,埋在一大堆火柴头里。我们将把它地雷一样埋在通往雪老师住处的路上,长长的铜芯线,则延伸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我们将躲在那里,看潘老师如何贼头狗脑地从雪老师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与橘黄色的灯光一起,水一样被泼出来,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他走到“地雷”边,突然停住了。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向大树这边张望。我们一定会很紧张,紧张得甚至想跳起身来逃跑。但我们终于忍住了,屏住呼吸。当他重新迈开腿走路,我们就颤抖着接通了电路。
因为这个计划,我和春忆变得都不太爱说话了。心里装着沉甸甸的秘密,我不知道自己是深感不安呢,还是觉得充实。我肯定自己变得敏感了,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他们的细小的动作,都会引起我的警觉。我像一个特务,生活在阳光下的阴暗里,活动在地面之上的“地下”。只有和春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这种狗一样的警觉才会放松下来。我站在我家的北窗口,遥望着窑港,其实心思恍惚。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收藏起自己的思绪。在他面前,我显得极不自然。父亲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他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像是在审视一个说谎者。他甚至还走上来,拍拍我的衣袋和裤袋,想要在里头发现些什么。我的口袋里,装着两个空的火柴盒,他命令我取出来,命我打开。“你要它做什么?”父亲问。面对父亲,要撒一个谎,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太容易了。我可以对他说,小小火柴盒,用处实在大,可以用它来做手工,粘成房子和天安门。还可以……为革命学科学,让它成为庄稼种子的标本室。父亲即使明知是谎,他又能怎么样呢?但我这时不愿意说谎,我说过,我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我觉得说话是无聊的,甚至是无耻的,谎言当然也不例外。我站在父亲面前,手拿空的火柴盒,什么都不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