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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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专制政权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专制政权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第46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0）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
布什和“火神派”在他竞选总统时曾保证要恢复美国的联盟的力量。随着伊拉克辩论在联合国达到高峰，美国与其欧洲一些主要盟国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2月17日是华盛顿的一个假日，切尼副总统在官邸会见法国大使让—达维德·莱维特并与其争论起来。“法国是盟友还是敌人？”他问道。莱维特坚持说法国仍然是盟友。切尼不同意。副总统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得出结论，你们其实不是朋友，也不是盟国。”
在联合国最后几周的斡旋是自相矛盾、诡计和做戏的大杂烩。整个秋天，布什政府都坚持没必要再搞第二个安理会决议来授权动武。美国的立场一直是现有的联合国决议已经给予所有必要的授权。但美国在2月份决定改变立场，寻求批准专门授权动武的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要求。为消除国内的反对，布莱尔承诺在开战前，再到联合国去寻求新的批准。
第47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1）
同时，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动武前必须通过联合国第二个决议的法国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法国大使按希拉克的指示秘密去了白宫。他坚持美国应当放弃争取赢得第二个联合国决议，而且，如果美国决心要打仗，打就是了，用不着这个决议。法国官员解释，他们希望避免在联合国里打一场激烈的、伤害巨大的争斗。法国人没说出口的是，通过秘密说服美国不经联合国第二个决议就打仗，他们就挖了需要返回联合国讨论的布莱尔的墙角。实际上，伊拉克战前最后几周的外交，是华盛顿与巴黎之间一场新的外交上的“不列颠之战”。美国要保住英国的支持，而法国则试图加强布莱尔国内的反对力量，从而离间英国和美国。
2003年3月6日夜里，鲍威尔和德维尔潘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里秘密会见时，美法之间在战前摊牌了。德维尔潘表示，他是出于外交礼貌才要说下面说的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对美国国务卿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出人意料。法国决定否决联合国关于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他告诫鲍威尔不要以为这是谈判的策略。法国不是在讹诈；它决心要使用否决权。
“谢谢你，多米尼克，”鲍威尔回答说，“你要明白，即使你们否决这第二个决议，我们也会援引1441号决议（联合国的第一个决议），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转向，我们就对他动手。”
法国人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能转变，美国人也明确了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心。
布什政府继续加紧寻求新的联合国决议。鲍威尔一再对美国可以争取尚在犹豫不决的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表示乐观。3月9日他还在说，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至少有多数支持美国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第二天，15个成员中还有6个仍举棋不定，希拉克公开宣布，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反对新的美英提议。希拉克宣布之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要赢得尚未做出决定的成员已经不可能了。一周后，美国和英国官员做了让步，承认他们无力为新的联合国决议赢得批准。
布什和布莱尔都谴责希拉克。他们指出法国总统公开站到联合国第二决议的对立面，实际上终结了美英赢得安理会尚未决定的国家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政府会得出结论，试图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法国要否决的决议毫无意义。法国官员后来宣称，希拉克提出否决也是受到墨西哥的文森特·福克斯等领导人私下里施加的压力，他们不想被迫在联合国的摊牌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对美国。
对美国外交而言，在联合国这六个月的冒险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失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承诺要对与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给予新的重视，但没能赢得墨西哥和智利这两个安理会拉美成员的支持。同样，赖斯一直想打造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关系，但在联合国，俄罗斯和法、德站在一起反对美国。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为发展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牢固联系颇费心血，但巴基斯坦也没有站出来支持美国的立场。
“火神派”的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是错误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沃尔福威茨一直坚持如果美国对伊拉克表现出更大的决心，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就会支持。当欧洲和中东的政府出言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时，沃尔福威茨争辩说，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盟国和朋友只是拿不准美国有多大的耐力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斗争。但在现实中，随着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海外的朋友和盟国却没有立即站到美国一边。与沃尔福威茨的预测相反，更强硬的政策反而制造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按“火神派”给他起草的讲稿这样宣告：“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所有目标都取决于美国加强维持着我们影响的联盟。”布什政府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如此严重地侵蚀了美国的欧洲联盟，如此严重地损害了它在海外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提出疑问：是否值得为这场在联合国的冒险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
第48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2）
对“火神派”而言，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的妥协和交易，都不会超过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对苏联的妥协。外交不是他们最厉害的一手牌。他们最终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
3月17日，美国承认其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一小时之内，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审查入侵的军事准备情况。两天后，在3月19日晚上，他宣布开始“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总统宣布：“现在冲突已经开始，缩短冲突时间的唯一办法是使用决定性的力量。”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用了“火神派”自美国在越南失败后几十年里一手发展起来的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他们用这军事力量来为他们的理想服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
注释
① Michael R。 Gordon and David L。 Sanger；“Powell Says U。S。 Is Weighing Ways to Topple Husse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2； p。A1。
② 该选择方案的单子和内容介绍是由一位参加跨部门讨论的人士提供的。
③ 对飞地方案的讨论和分析，见Daniel Byman； Kenneth Pollack and Gideon Rose；“The Rollback Fantasy；”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24·41。
④ Thom Shanker and David E。 Sanger；“U。S。 Envisions Blueprint on Iraq Including Big Invasion Next Ye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2； p。A1； William Arkin；“Planning an Iraqi War but Not an Out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2002； part M； p。1。
⑤ 理查德·珀尔与雷奥·福尔斯的辩论，由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哈德逊研究所举办，2002年4月17日；Todd S。 Purdum；“After Saddam； Wha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2； section 4； p。1。
⑥ 2002年7月11日《广角》杂志对理查德·珀尔的采访录音整理稿。
⑦ 珀尔同意以 725 000 美元的代理费协助设在美国的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争取国防部批准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投资者控制的企业的事被披露后，于2003年3月辞去国防委员会主席一职。见Stephen Labaton；“Pentagon Adviser Is Also Advising Global Cros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3； p。C1。卸去主席职务后，珀尔留任该委员会成员。五角大楼监察总监后来查明珀尔没有违反道德法规，因为他在国防部的咨询职务只要求他每年工作8天，远低于这些法规要求的最低天数。Stephen Labaton；“Report Finds No Violations at Pentagon by Advis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3； p。B1。
⑧ 2002年3月29日对詹姆斯·伍尔西的采访。
⑨ Ibid。
⑩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2年8月4日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2003年2月20日对布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