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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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与此同时，福特的谈判者们试图起草削弱那条政策要点的修正案，包括删除涉及索尔仁尼琴的语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变了立场。在福特的政治顾问的支持下，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争辩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对着干，并在与里根进行象征性力量较量中败北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对福特其他的助手说，“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则便毫无用处……党纲是一纸空文。”
第27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9）
　　福特让步了。为了避免冲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接着他获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赖以竞选的共和党党纲，代表的却是里根和其他批评政府人士的观点。这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的惨重失败。
　　诚然，切尼极力主张接受里根的提法，此举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作为忠实而有奉献精神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在努力确保福特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观点保守的切尼，在心底里可能远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更能接受里根的外交政策要点。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经挑战过福特和基辛格对待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在个人关系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赖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则问题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党内的挑战者里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当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党的最高层面上抽取基辛格的对苏政策精髓时，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国防预算时，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会制定一份关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秘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到70年代中期，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国会里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情报部门提出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军队的观点过于宽厚和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是否为了支持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报，或者根本就不够重视从更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苏联的意图，从而低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长布什采取行动反击了这种批评。他任命了一组外部专家，取名叫“B组”，负责审阅保密的数据，撰写关于苏联及其意图的独立报告。“B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沃尔福威茨当时仍在美国军控和裁军局工作，是小组的10名成员之一。
　　该报告于1976年底提交，就苏联的动机提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明显不同的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根据可得到的情报数据，可以认为苏联正在努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缓和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决心实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个所谓的胜利，实为苏联在全球称霸。”该报告批评中情局过于依赖卫星和其他技术，而未能对苏联领导人的讲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使用“B组”的做法代表了沃尔福威茨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认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专注于在情报界干巴巴的、所谓不带偏见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设和逻辑跳跃上。多年之后，在接受中情局内部的历史学家的采访、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沃尔福威茨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运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发布结论时仿佛它们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似的。“‘B组’证明，关于苏联的意图，有可能得出与分析人员的一致意见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与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对情报重新审查之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得出结论：导弹攻击的危险远大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该导弹防御委员会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头，主要成员之一是保罗·沃尔福威茨。
　　沃尔福威茨在“B组”的工作似乎对其思想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自那时起，美国情报部门的不健全便成为沃尔福威茨经常谈论的主题。他个人认为，情报部门缺乏怀疑精神；它太容易满足于获得能够证实其预想的情报。批评者对他提出相反的指责；有人抱怨他太想获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观点的情报。
第28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0）
　　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逐步走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开战，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国情报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情报来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官员之一。在五角大楼里，沃尔福威茨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独立分析，并根据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得出自己的结论；该小组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牵头，他是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内部“B组”。
　　到70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基辛格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年纪还轻，他的观点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着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对基辛格的挑战。
　　在1976年夏季里，沃尔福威茨继续在军控局工作，他邀请了两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给他做实习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尔福威茨在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为实习生们分析基辛格写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这本书怀着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纪初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的经历。沃尔福威茨告诉学生们，这是部好书，是基辛格的杰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点：这段历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者梅特涅，而是极力主张对拿破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则。
　　基辛格显然认为自己与梅特涅相似，他赞同他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目标。基辛格追求对苏联的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厌恶的口吻论及了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涉及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基辛格争辩道。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者国家利益更重要。“我记得他说过，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福山回忆道。
　　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纲要点的。许多年后，在小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把这种重价值观和轻政治稳定的态度用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会打乱中东现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价值观。
　　基辛格在他关于福特年代的回忆录里，对于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美国在斗争各个阶段的使命，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威尔逊主义反对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和平，赞成通过道德上的共识取得和平”的美国人颇有微词。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尔福威茨从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观点。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层级结构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基辛格的反对者，是基辛格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缓和，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内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和辩论的焦点，正在发生着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均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变化后来亦在他们的生涯中影响着他们。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的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主要斗争是在尼克松和乔治·麦戈文的势力之间展开的。
　　在福特年代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转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问题。其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军事失败之后是否在衰落？美国是否不得不减少在海外的卷入程度？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第29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他觉得，美国受到越战的削弱，这个国家的情绪是赞成军控和缓和，”弗雷德·埃克雷说道。批评他的人认为，基辛格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过于悲观；一些人拿他与悲观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宾格勒主义者，”在卡特政府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他认为美国正在衰退，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的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
　　基辛格驳斥了这些指控，不过，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批评是公正的。他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说，基辛格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支持与苏联对抗。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了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当时，国会正试图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防预算，并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进行前所未有的仔细审查。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民主党的新保守派批驳了基辛格的悲观观点。他们都在转向一种既不同于基辛格派、也有别于民主党的麦戈文派的世界观。据此观点，美国并没有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用不着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在福特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分歧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群共和党内的批评者告诫说，美国必须谨慎，要承认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为首的是基辛格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
　　注释
　　①　Richard　Nixon：　RN　（New　York：　Grosset　Dunlap；　1978）；　p。1042。
　　②　1996年12月6日对理查德·切尼的采访。
　　③　Memo　to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re　NSC　Meeting；　Saturday　August　10；　1974；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SC　Meeting　File；　box　1；　folder　“NSC　Meeting；　August　10；　1974；”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④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325·326。
　　⑤　Robert　T。　Hartmann；　Palace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283。
　　⑥　对2001年12月13日罗伯特·T。埃尔斯沃思的采访。
　　⑦　“Gerald　R。　Ford·s　Remarks　on　Taking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⑧　Ron　Nessen；　It　Sur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Inside　（Chicago：　Playboy　Paperbacks；　1978年）；　p。150。
　　⑨　Michael　Medved；　The　Shadow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36。
　　⑩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