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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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实例
我们已经对精神组织，对构成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各种器官和媒介，对活动于这个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对这个组织的各部分所负担的不同作用有了一个总的了解。神经病和精神变态就是精神组织的功能表现出失调和紊乱的形态。因为研究者从中调停的心理学方法似乎只对神经病产生作用，因而我们选择神经病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一方面努力对它们施加影响，一方面积累使我们看清其起因及产生方式的观察。我在继续描述以前，将预先叙述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病（不像传染病或其它一些疾病）是根本没有特定的决定因素的，要想从中找出致病的刺激因素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转入往往被称之为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被公认为正常的、无法指出神经病人特征标志的状况。神经病患者具有和其它人大概相同的天赋禀性，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也有同样的的任务要完成，那么为什么他们生活境遇要比其它人糟得多，困难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忍受更多的烦恼、焦虑和痛苦呢？
我们不必伤脑筋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神经病患者的机能不全和各种痛苦必须归咎于量的不协调。实际上，决定人类精神生活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原因应在天赋禀性和偶然经历的相互作用中找到，某个特定的本能也许生来就太强或太弱，或者某种特定的能力也可能在生活进程中发育迟缓或发展得不充足。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所获得的印象和经历也可能对不同的人提出强弱不等的体力要求；以某个人的体质完全能处理的事情，大概对另一个人竟成为难以对付的艰苦任务。这些量的差别决定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感到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太粗略，太面面俱到了。我们所提出的病因学适用于精神折磨、精神痛苦及精神不健全等各种状况，但并不是所有这类形态都可以被说成是神经病。神经病有其具体的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痛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指望为它找出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采纳这样一种假设：在精神生活必须执行的各项任务中，有几项能让精神生活特别容易遭到不幸，因此就可以探寻出往往是极其显著的神经病现象的特别之处，而不必撤回我们前面所作的断言。如果神经病人在任何实质方面都与正常人一样这个说法仍是正确的，那么对神经病人的研究就势必能为我们了解正常人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们可能因此就会发现正常机体中的“弱点”。
我们刚才提出的假设可以得到证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人们确有一种企图处理最易失败或不能完全成功的事情的本能要求，同时人生中的确有一段时期是专门的或最突出的可能导致神经病产生的阶段。这两个因素——本能的性质和人生的有关阶段——需要分别予以考虑，即使它们是相当密切地关联着的。我们能以相当程度的把握来谈论人生阶段所起的作用。神经病好象只在幼儿阶段产生（六岁以前），即使其病症有可能到很晚才表现出来。童年期神经病可能只是短暂地显现一下，或者甚至可能被忽视。在各种情况下，晚期神经病总是与童年时期的前奏有联系。大概我们所说的创伤性神经病（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或肉体上的严重打击，例如火车相撞，因土崩而被埋在下面，等等）不属此例——这种病症和童年时期的决定因素的联系迄今还不能弄清。要想说明为什么病因更有可能产生于童年时代的最初阶段是毫无困难的。我们知道，神经病就是“自我”机能的失调，所以，假如它在处于虚弱、不成熟和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时不能应付后来毫不费力就能完成的任务，也就不足以为怪了。在这种场合，来自内部的本能要求充当“创伤”的功能并不比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特别是要是这些本能要求中途和某些天赋禀性相遇就更是这样。孤立无援的“自我”以竭力逃跑来逃避这些要求（抑制），后来证明这种逃避是没用的，而且会使“自我”陷入不得不无休无止的限制任何发展的地步。“自我”的最初经历对它造成的伤害，会使我们感到它似乎重大得很不相称；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比作用针扎进正在分裂中的细胞群所产生的结果（像鲁克斯的实验那样）和用针扎进最终从这些细胞群发展而来的完全成熟的动物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样的创伤性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人能躲避这些经历所导致的压制。
在“自我”这方面发生的这些让人怀疑的反应，也可能是达到为人生同一时期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始生物必须变成一个文明的人；他必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缩略方式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进程。这是凭藉遗传天性而成为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培育和父母的影响这些额外帮助，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这些额外的帮助作为“超我”的先驱，以禁止和惩罚的方式限制“自我”的能动性，并鼓励或促使各种压抑的形成。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经病的决定因素中也应该包括人类文明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野蛮人要想保持健康是非常容易的，而对一个文明人来讲，这个任务却是艰巨的。想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受禁止的“自我”的欲望，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的，这种欲望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和人类文明处于敌对状态的。虽然人类文明的要求是通过家庭培育体现出来的，我们就必须牢牢把握人类的这种生物特性——童年依赖阶段的延续在神经病病因上所起的作用。关于另一点，亦即特定的本能因素的问题，我们偶然发现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区别。从理论上讲，假设任何一类本能要求都可能引起相同的压抑及其结果，是绝无异议的；可是我们的实际观察总是一成不变地告诉我们——仅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起到病原作用的这些刺激是从构成性生活的那部分本能产生的。大概可以说，神经病的病症不是某种性冲动的替代性满足，就是预防这样一种满足的措施，二者必居其一；一般说来，它们是两者之间的折衷，也就是和在无意识中的对立面之间发挥作用的法则相适应的那种折衷。我们在理论上的空白目前还不能立即被填补；而且，鉴于性生活中的大部分冲动并不属于纯性欲的特性，而是产生于性欲本能和一定比例的破坏本能的混乱这一事实，我们要作出决断就难了。但毋庸置疑，在生理学上表现为性欲的那些本能的神经病的病因中起着突出的、重大得出乎意料的作用——这是否唯一的因素尚难定论。同样也不可忘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其它任何功能遭到和性功能完全一样强烈、一样广泛的抛弃。一种理论假如能提供这样一些表现出更深刻联系的暗示也就应该满足了——“自我”开始区分于“本我”的幼儿时期，正是进入潜伏期就结束的早期性萌发期；但这个短暂的萌芽时期随之成为婴孩遗忘症的牺牲品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性变化（例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功能的双相发端，还有性刺激的周期性特征的消失，以及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刺激之间的关系的转化等）——这些性方面的改革，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想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要把这些仍然分散的资料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还有待于未来的科学。这里的空白并不是心理学上的，而是生物学上的。我们这样说可能不会有错：“自我”机体组织中的弱点好象在于“自我”对性功能的态度，就好像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保存和人种保存之间的对立从这一点上找到了心理学的表现形式。分析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相信，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儿童是成人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儿童最初几年的经历对他一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假如有什么事可以被描绘成童年这一阶段的中心经验，我们就会特别感兴趣。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被某些影响所产生的效果而吸引，这些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但也已够普遍——比方说由成年人造成的儿童的性滥用，稍年长于他们的其它孩子（兄姐）对他的性引诱，以及，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由于直接看到或听到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性行为而受到深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人们并没有想到孩子们会对这些印象感兴趣，会理解，或者后来竟能一直记住的。这些经历在何种程度上激发了儿童的性感受，并迫使他们自己的性冲动进入某种他后来不能离开的轨道，是不难验证的。因为这些印象一旦找到机会作为记忆重现时就会立刻或者很快受到压抑的支配；因此它们构成了神经病患者的强迫力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后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