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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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他就否认自己的感官知觉，即女性生殖器缺少阴茎，并死守相反的信念。可是这种不承认的知觉却并不因此而对他完全不产生影响了，因为他虽然否认一切，却毕竟没有勇气声称他确实看见过女性阴茎。于是他便抓住某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别的对象——并指出这样东西来承担他不能放弃的阴茎的作用。这常常是他见到女性生殖器的同时所亲眼见到的某种东西，或者是一件可以恰当地充当阴茎的象征性的代替物的东西。由此推定，把构成物恋对象的过程说成“自我”的分裂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借助于移置而形成的折衷，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对梦的探讨中相当熟悉了。可是我们的观察所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物恋对象的产生是由于一种想要销毁阉割可能性的证据的认识，以致避免为阉割而担心。如果女人——其它生物亦然——也有阴茎的话，那么谁也不需因为继续占有自己的阴茎而担扰。但是我们还遇到过和非物恋者一样畏惧阉割并以同样的方式对之作出反应的物恋者。故，他们的行为同时表现了两个相反的条件。一方面，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知觉所表明的事实——他们在女性生殖器中从来没有看见过阴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女人没有阴茎的事实，而且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两种态度在他们整个一生中都同时存在，但相互间不影响，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作“自我”的分裂。上述情况也使我们明白了物恋为什么经常是部分地发展的。它并不单单支配对象的抉择，还为更多或更少的正常性行为留下余地；的确，有时它会退入幕后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或者只限于提示几句台词。故，在物恋者身上，“自我”从外部世界的脱离总是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不能认为物恋是“自我”分裂的例外情况；它只是一个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有益的论点。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论点上来，即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通过所谓抑制的方法来摆脱不良的本能需要。此刻，我们要对这一点作些补充；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在人生的同一阶段，“自我”相当频繁地发现自己能够摆脱某种来自外部世界并使它感到痛苦的要求，而这种摆脱是凭籍否认使它知道这个来自现实的要求的知觉这一方法才能够实现的。这种否认是经常发生的，也并不仅限于物恋者；每每我们能够研究它们时，都发现它们处于折衷情况，试图逃离现实，却又不彻底。这种否认和承认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总是出现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各自独立的态度，结果会产生“自我”分裂的情形。这里结局仍然取决于双方之中哪一方能获得更强的力量。我们刚刚叙述了的这种“自我”分裂的事实，既不是那么新鲜，也不是象它们刚刚出现时那样奇怪。在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着对于某种特定行为的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的确是神经病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在神经病的病例中，这两种态度有一种属于“自我”，与其对立的另一种被抑制的属于“本我”。这种病例与另一种病例（即在上面那段论叙过的那种）的差别，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上的或结构上的区别，所以在个别例子中往往不易判断我们所处理的是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但它们都有下列重要的共同特征。“自我”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管怎么做，不管是竭力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尽量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要求，它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圆满的成功。结果总是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因为其中被打败的、较弱的一方导致精神混乱的程度并不比另一方小。最后，我们只要指出，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能通过我们的主观意识感觉了解到的情况是多么的少。
第九章内心世界
对于一整套同时发生的复杂活动的认识，我们除了对这些活动分别依次叙述之外，没有其它传达的方法。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所有叙述在开始时都带有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得到补充、加强，然后纠正过来。前面我们对“自我”作了这样的论述：它斡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接收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它们得到满足，又从后者得到知觉，并把这些知觉用作记忆；它一心谋求自我保存，因而对于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双方的过份强烈的要求都进行抵制，同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由一种过度快乐原则的指令所支配——实际上，这样描述只适用于童年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大约到五岁为止。大致就在这时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已经作为对象被抛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了，反而通过自居作用被归入“自我”之中，成了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的精神媒介从此便承担起在这之前一直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被抛弃的对象）所履行的功能：对自己进行观察、判断，向它下达命令，并用惩罚进行威胁，就象它所取代了的父母一样。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叫作“超我”，并由于其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的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践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实际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份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相同，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包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预测。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谐调，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良心的谴责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一致——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增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被大大地增加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离开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中去，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时期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得以重复。这样的概括不大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的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全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定的中间位置；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聚于一身。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怀着新奇而又不理解的心情来到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些对我充满期望的好学的听众面前讲演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享有这样荣誉，仅仅是由于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学有所联系；因此，我准备对你们讲的也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下面我将尽可能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新的诊疗方法的起源和发展经过。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个伟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我的份。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的医生，他就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部分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满意。你们也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的确，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进行研究。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具才华。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状态。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丧失感觉，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因扰。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一滴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她的语言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自己的母语的境况。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以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以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有可能危及大脑。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病人早早死去。可是，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疾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对于这种观点，你们不应置若罔闻。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都是正常，但她却时常出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况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样，医生一般都不大会太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景的能力。他们以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怎样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够了。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照顾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她的父亲。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益处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可以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毫无办法的的。他只得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不同。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明显是大为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成是同等严重的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能引起的种种变化——比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情况时，他的所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置于一旁，不再帮他了。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变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相当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于是就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