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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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都算作这样的门外汉。现在我要邀请你们跟着我到梦域去作一次短短的旅游。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总是惯于轻视自己的梦，就象患者是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做的联想一样。我们也一样把梦摒弃了，通常是很快就遗忘了，而且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之所以轻视梦，是因为有些梦即使并不混乱，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却仍具有奇怪的特征，更是因为另一些梦显然荒谬怪诞，毫无意义。我们对梦的摒弃同梦中公开展现的一些无所禁忌的羞耻场面和不道德场面有关。大家都知道，古代人并没有这种轻视梦的观念。同样，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下层的人对梦的价值也是没有怀疑的；和古人一样，他们也指望梦能够预示未来。我认为，我并不觉得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现在知识的空白而借助于任何神秘的假设；同样，我也从来没有发现在任何可以证实梦的预卜性质的根据。关于梦可以谈论的其它问题多得很——而且都是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同梦者格格不入、不可理喻、混乱荒谬的。如果你们注意考察一下婴儿（从十八个月开始）的梦，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梦十分简单，很容易解释。小孩总是梦见早一天在他心理激起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实现了。你们根本不必运用任何阐释技术就能得出这个简单的回答，你们需要做的只是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早一天（所谓“梦幻日”ｄｒｅａｍ—ｄａｙ）的经历。毋庸置疑，解开梦这个谜的最让人满意的答案是发现成人的梦也跟小孩的梦一样——即也是他们在梦幻日所产生的愿望的实现。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要对梦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在寻找这个答案的道路上存在着的困难就能一步一步地克服。最早出现的、也是最严厉的反对意见是，成人的梦的内容经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绝对不可能是愿望的实现。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扭曲，构成其基础的精神活动过程，如果按原样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不大一样的。你们必须区分外显的梦内容——即你们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并吃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内隐的梦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无意识的意念。梦的这种扭曲过程和你们在探索癔病症状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一样。它也表明，在梦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相同，也有那种精神力量的互相冲突在起作用。外显的梦内容就是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的被扭曲了的替身，造成这种扭曲的是自我的防御力——抵抗力。在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些抵抗力联合在一起共同阻碍无意识中被压抑了的愿望进入意识；隐入轻微睡眠状态后，这些抵抗力虽然有所降低，但至少有充足的力量迫使那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从而，做梦人便同癔病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起源和意义相同，也理解不了他做的梦的含义了。如果你们对梦进行一番分析——其分析方法同精神分析的方法是相同的——人们自然会相信的确存在着内隐的梦思想这样的东西，也会相信它们与外显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确像我刚才所叙述的那样。你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梦的各项内容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规则以自由联想的方式把进入你们大脑的同每一个独立的梦内容相联系的念头合起来。从这份材料中你们便能得出内隐的梦思想，就像从患者涉及其症状和往事的联想中得出他的隐藏着的情结一样。这样得出的内隐的梦思想不久就会让你们知道，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这种做法是多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这样一来，梦的外显内容已由梦的真实含义所代替，而这种真实含义始终是清晰明了，可以理解的，它的出发点在于早一天的经历，它本身其实就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实现。所以，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的外显的梦便只能被称为压抑了的愿望的伪装的实现。你们也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工作得以了解把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变为外显的梦内容的那个过程。我们叫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
　　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出在无意识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识与无意识这样两个独立的精神之间也许会出现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精神活动，而这在其它方面是没法探究到的。在这些新发现的精神活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梦的工作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组合相互产生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亦即精神分裂造成的后果的一种特殊反应，它好象在本质上是同把压抑了的情结转变为症状（压抑不成功的表现）的那个变形过程完全一致的。从梦的分析（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从你们自己做的梦的分析）中，你们还会十分惊讶地发现，幼年时期的印象和经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儿童长大成人后仍会在梦中寻找童年时期的生活，并尽力保存当时的一切特征和愿望冲动，甚至那些在后来的生活中已经丧失作用的特征和愿望冲动。还会有许多发展、压抑、升华以及种种反应构成以不可抵抗的力量降临到你们身上，而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天赋的孩子就是通过这些变化而成为我们所说的那种普通人的，也就是承受如此历尽艰难而获得的文明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害的人。我还希望你们注意一点，即梦的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无意识常常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作用，尤其是用来代表性方面的各种情结。这种象征作用一方面是因人而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却常常以一种典型形式出现，并似乎与我们推测构成我们的神话和童话之基础的那种象征作用不谋而合。借助于梦来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创造作出解释，仿佛也不是不能实现的。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观点认为焦虑梦的出现同我们把梦视为愿望之实现的观点相对立。你们不要听任自己受这种异义的摆布。实际上，这种焦虑梦也和其它的梦一样，首先需要得到解析，然后我们才可以对它们作出评价。何况笼统地说来，这种焦虑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地依赖于梦的内容。正确的想象还有待于对神经症的焦虑的决定因素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予以更大程度的重视。焦虑是自我试图摒弃已经被压抑但又重新获得力量的一种反应，因此，如果梦的构成形式是过于重视这些已被压抑的愿望的话，这样，这种焦虑在梦中出现的现象也就很容易解释明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于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某些问题的知识，要通过别的途径获得这些知识困难很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项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我们事实上是要通过这项研究去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课题。根据我已经谈过的这些内容，你们将不难理解释梦是如何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那些隐匿的、被压抑了的愿望以及由这些愿望培育成的情结的——如果患者的抵抗不给释梦造成很大的困难的话。现在我就可以接下去讲第三组精神现象了，对于这种精神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一种技术手段。我们要讨论的这种精神现象就是无论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都有可能犯的一些通常不会引起足够重视的小小错误，例如，忘记一些可能熟悉或事实上是很熟悉的事（如一时想不起某人的姓名等）；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时常发生的，类似的笔误或阅读错误，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这些行为都是很常见的，一般说来，谁也不会去寻找其中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通常只是把它们看作是由心不在焉或一时疏忽或其它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不加以重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做出来的行为、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加以重视了。比如，随手摆弄什么东西，哼哼曲子，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触摸自己的衣服，等等。实际上，这些“区区小事”同过失行为、症状性行为以及怪诞行为等都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那么轻描淡写。它总是具有某种含义，而且这种含义通常能根据这些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景轻而易举地、确凿无疑地得到解释。最后，我们又一次发现这些外表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也同样表达了人们不得不隐匿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冲动或意识，或者说，这些细微的行为实际上就来源于我们已经了解的充当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构成者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它们也应当被当作症状来对待，如果把它们也好好思考一番，它们就有可能和梦一样使我们得到以揭开人的心灵中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个人最隐蔽的隐私往往都是借助于它们暴露出来的。如果它们即使在健康人、亦即无意识冲动的压抑总的说来相当成功的人身上也十分容易、特别频繁地出现，那么，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无足轻重和极不显眼。但是，正是由于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发生压抑，形成替换，它们也就可以具有不可轻视的理论价值。你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十分严格地相信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对他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或怪诞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个事例中都能找到足够的动机，即使是那些通常没有人寄予这种期望的例子。的确，他们随时都希望在同一个精神现状中找到几个动机，虽然我们常人对于探寻因果关系的本能的渴求似乎总是满足于只有一个精神起因的。
　　现在，如果你们能把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的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弃、被压抑的成分的每一种方式都集聚起来（对于患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所想到的念头的研究，对于患者的研究，以及对于他们过失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研究等），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些手段之外再加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某些其它现象的探索（有关这些现象我后面将以“移情”为题有所论及）——假如你们记住这一切，你们就会同意我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们这门治疗技术已经十分有效，足够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亦即把病原性的心理材料引入意识，进而消除由替换性症状的形成所导致的一切病患。要是我们在致力于治疗的过程中扩展或加深了对于不管是健康还是病态的人类心理的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的工作中令人喜出望外的好事。你们也许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要掌握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这门治疗方法十分困难。在我看来，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要看它所要处理的材料的情况。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决不是一门无师自通的技术。而是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就象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人体结构学或外科学知识那样。你们听到我下面讲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吃惊，在欧洲我们已听到过相当多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也从不运用这门技术的人大谈精神分析，这些人还带着明显的讥讽要求我们向他们证实我们的发现是正确的。在这些反对者中间无疑也有一些经常并不反对科学思维方式的人，例如，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对解剖标本所作的显微镜观察无法同肉眼观察达到一致就拒绝相信显微镜所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总要亲自用显微镜观察一番之后才肯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但是，就精神分析而论，要得到这样的确认，希望实在是渺茫的。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使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意识的确认，而每一个对此有一定见解的人自身就是人类的一员，也具有相似的压抑，或许也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维系这些压抑。所以，他们必须会同我们的患者一样在心里产生出那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化装成一种理智的拒绝，也很容易作出我们在患者身上依靠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避开那种反驳。我们常常领悟到，在我们的反对者身上，就像在我们的患者身上一样，判断力十分显著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削弱。意识的高傲（例如以那样的轻蔑态度抛弃梦境）是我们普遍具备的抵御无意识情况侵袭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使人们相信无意识这一事实，那么不容易教会他们识别一些与他们的意识知识相矛盾的新现象，理由也正是如此。


　　第四讲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一定想要知道，我们借助于前面我所讲过的那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患者的致病情结和压抑了的愿望冲动方面发现了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精神分析研究以确实令人吃惊的规律性把患者的病状追溯到来自他们性生活的种种想法。它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本质上是由性本能组成的；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导致疾病的各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必定是性方面的紊乱，而且在男女两性中全是这样的。我完全知道人们是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一观点的。甚至那些乐意仍照我的心理研究成果从事工作的人，也认为我过份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精神亢奋不会导致我在前边讲过的压抑现象和替代构成的现象呢？
　　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同时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它们的这种表现。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它们起不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辅助性因素发挥作用，而不能是决定性因素。我决不是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提出这个论点的；当我和布洛伊尔医生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发表《癔病研究》的时候，我还没有采取这个观点，直到后来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涉及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时，这个观点才渐渐在我头脑中形成。今天在座的听众中有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随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一开始都相信我提出的性病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也使得他们接受这一观点。患者的行为并不见得真正能使我们更容易相信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