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像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井机关更几乎灰飞烟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他把手边的清酒一饮而尽，以浇心头的愤懑。而后，他孤单地、自己一个人地，用粗犷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君之代》。这首歌极其粗鄙，但对日本人来说，它却是圣歌，每一个日本居民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劳作、鲜血乃至生命，去唱这首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3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岁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进入了黄埔。“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CC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90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年4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3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2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团的张厉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化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进了华北的沃土。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蓝衣社内部和蓝衣社外部的华北权力，包括同CC系的关系，都实现了圆满的平衡。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网荡然一空。1935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北的权力基础”。
这一年春节，在中南海日子越过越惬意的曾扩情，甚至接来了自己的妻妾和几个孩子。爆竹声中，他们在积雪、窗花、炭火、四川火锅里一同举杯，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5年春天，中日和解的潮流在东京和宁沪都席卷一时。松本重治的《上海纪事》一书，记载了这个短暂的平和时期。他声称在繁华的大上海，他所接触到的无数中国外交官、军人、学者和商人，都表示了中日和解的强烈愿望。
3月，通过重光葵公使，东京表示将在“三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外交部长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中日合作是“孙中山的主张”。
“石原——广田”政策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当年，按照石原莞尔的建议，关东军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编制作战计划。
但这股汹涌的潮流底下，却有无数的礁石。铺垫历史河床的，是千万激烈反日的民众；在河床之上的，是还在长征途中的2万余名衣裳褴褛的志士；是一群群南京的军官；是酒井隆等潜伏在阴暗角落的日本军人。
还不仅是无能、失意的酒井。
与绝大多数秘密组织一样，赢得满洲后，“满洲青年联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权力上，石原控制着“协和党”，并在奉天通过他的思想和主张，去辐射东京、影响内阁；板垣成为关东军之魂；松冈洋佑先是控制着满洲经济，随后又进入外交部，极力推进日德联盟。
这些人都是“北进”方针的赞助者，有的还是理论提出者，如石原。但也有例外。土肥原就是一个例外。
一张肥胖的圆脸，一脸日本式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口流利的、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标准的汉语……这是一张很容易让人有好感的脸。但在这副令人放心的面貌下，则是花岗岩般坚硬的意志，大理石般冷静的思维，驰骋的想象力和魔鬼般的性格。这就是土肥原。
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月，土肥原派出151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72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像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4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他四处借债，终于风光地把新娘子娶上门。但没几天，债主就纷纷登门索债。
一个普通的收发员，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薪水，又刚刚拖家带口，一时之间哪里能清理得掉债务？郑吉康被逼得几乎要出走躲债。就在此时，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特务找到了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人对郑吉康的一应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开出天字高价，要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并许诺“保密”。这笔钱不仅能让这个新婚家庭还清债务，还足够他几年的开销。
财色动人心，略略犹豫之后，郑吉康一口答应了。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他扣押、偷窃了大批密件，而后送到指定地点，钱货两讫。
第一批情报就使土肥原掌握了“胡、白暗杀案”的证据。但事情并没完，尝到甜头后，郑吉康又准备了第二批情报。这批文件数量极多，密级很高，不仅能让他好吃好喝上几年，还能让他成为一个小阔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戴笠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细密。日本驻华公使馆曾招募一批南京雇员，其中一个雇员是原“调查课”密探。郑吉康和接头人接洽第二批情报的时候，密探悄悄禀报了戴笠。
正当郑吉康喜形于色地带着一大笔现金从使馆出来后，在一条小巷子里，几名特工扣押住了他。经过简短审讯，郑吉康被秘密处决，尸体沉江。
但已经来不及了。“郑吉康事件”首先导致了特务处与朝天宫此后的完全隔绝。
如果说，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特务处只是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话，那么，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足以使戴笠不敢再和纪律松懈的朝天宫有任何瓜葛。处置郑吉康后，戴笠不再参加朝天宫的任何一次会议。他并严令在各处的大小特务：不得和朝天宫、同志会、复兴社等，有任何“协同行动”。
他特地举出了特务处华北站的例子：只是因为文件单独处理，此次特务处密件才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否则“后果堪虞”。
此外，富有意味的是，在对朝天宫知会“处决郑吉康”时，戴笠有意宣称：郑吉康倒卖情报的对象，是CC团的人。
这个宣称，显示了戴笠的森严城府。自兼并调查课后，特务处急剧膨胀，已拥有职业特工2000余人，是可以与中统分庭抗礼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它与中统的倾轧苗头已渐渐显露。但戴笠认为，特务处根基未稳，和蓝衣社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几乎刚刚处决郑吉康，根据郑介民的情报，戴笠已经得知，土肥原在天津“异动”。这个情报在戴笠精密的大脑里，迅速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景：土肥原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蓝衣社；由于证据确凿，南京方面将全盘接受；“华北自治”揭幕，华北逐渐被蚕食、沦陷……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惊人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