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尤凤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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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怕什么，不讲倒好像心里有鬼。安和说对，咱们正大光明。雷觉说我同意，既然要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襟怀坦白无所保留才是。我说谁愿参加谁参加，谁愿写谁写，反正我不参加，我不写，建越和贾开也这么表示。雷觉现出犯难神情，叹口气说：事到如今不听侯队长的怕也不行了。我不由警惕起来，问为什么这样说？顺东接着说侯队长说不写自传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要受到审查，审查不结束不准离开村子。贾开埋怨说这下可好，叫人家给扣起来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建越说真他妈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了。雷觉说审查干部是共产党的规矩，不光对咱，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不例外，我们的身份是抗日地工，没什么可担心的。雷觉的话对大家多少是个安慰，都不说话，然后分头回去写自传了。我虽然一肚子不情愿，可还是写了，因为不写无法脱身。我写得很简单，几行字：姜玉峰（化名楚向），民国十二年三月生于吉林×县，家庭出身农民，民国三十九年就读于长春医科大学，同时参加抗日学生秘密团体觉醒社，并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中，三十三年被日伪政权逮捕，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出狱。我就这样写。我没看别人的，也不用看，我们的情况大体一致。随后雷觉收去“自传”，呈给侯队长，回来雷觉的神情有些沮丧，吞吞吐吐说侯队长让大家再写一份材料，一一列清随身所带财物。大家愣住了，过会儿建越问他想干什么？贾开说怕是要“共”我们的产吧。顺东说不会，已经吸收我们参加革命工作，还会把我们当反动派对待？贾开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共产两字嘛，不过“共”我也不怕，我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建越哭丧着脸说我家被“共”过了，这回轮到我本人。建越的情况我知道，他家在东北的解放区，土改被划成地主，没收了所有财产，他爹不识时务与工作队的人讲理，说他雇了人种地也把地租给别人，不存在什么剥削，凡事公平合理，自己的家产是靠勤劳和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没收他的财产是强盗行径。土改工作队决定在斗争会上把他打死，可走漏风声让他逃了，到现在建越也不知道他爹的下落。安和说我身上有块金壳怀表，他们要就拿去。建越说上路前我把东西变卖买了一个元宝，一把金锁，我如实写上，要共就共了去，无所谓。雷觉说就如实写吧，我想怎么也不至于共到咱们头上。大家都不吭声了，当是明白侯队长叫做的事不做是不成的。我想不仅安和、建越身上带有金货，其他人也会有，人出远门总要有所准备的，兵荒马乱年月金银是硬通货，我自己就带了一副金手镯一副金耳坠和一枚钻石戒指，是临行前母亲给我的。我犹豫再三，最终只写了手镯和耳坠两样，把戒指从包里拿出来戴在手上，觉得这样就算是随身“佩物”而不是“财物”了。我所以把戒指瞒下（却不知是亮出）还有一个原因，它是母亲的家传，母亲一直很珍惜它，我希望以后能归还于母亲。就这样把清单交上去，侯队长又发下话来，说要革命须先革自己的命，都把所有财物上交。大家哑口无言，建越突然蹦出句为什么共产党对财物这么感兴趣呢？贾开闷闷地说，我倒担心要去财物还会要咱们的命。雷觉问为什么这么想？贾开说我也不知道，是突然这么想，停停又说我不参加这劳什子革命了，我要自由，我要去青岛。安和说我也放弃原先的想法，去青岛。听贾开和安和这么说，我松了口气，看着雷觉，希望他表态，可雷觉迟迟不说话，而后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要能走我也会同意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走不了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不交出财物侯队长不会放我们走。我说不让走也要走。雷觉说办不到，村四周已经布了岗哨。大家又吃了一惊，建越问布岗就是防我们逃跑？雷觉说不完全，还有村里的富户。建越冷笑一声，说侯队长一口一个欢迎，却是口是心非。安和自言自语：我们该怎么办呢？雷觉说只有把财物交上去。安和说交上去我们两手空空，还怎么去青岛？喝西北风？雷觉不说话了。看来安和说的确是个现实问题，大家开始苦思冥想，想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也没想出来，无奈只有按侯队长的口谕办了，大家把自己的财物拿了出来，向雷觉那里集中，这时我发现除雷觉外其余人手上都戴了个戒指，自然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把财物交上去据说侯队长很高兴，说要和我们见个面，我们又来到那座祠堂，想都想不到，这回竟然还吃了闭门羹，院里没人，门关着，我们猜想工作队的人还在屋里，故伎重演想听我们再说什么话，于是都不敢乱说话了。无聊中有人看蚂蚁上树（院里有两棵柏树），有人看祠堂的屋檐房顶，有人望天。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工作队的人才露面了，不是从屋里出来，而是从大门拥进院子，侯队长笑笑，说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握着握着脸上的笑突然不见，变得严厉，他站在祠堂的门前，两手抹着腰，说：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刚才我们去你们的住处检查，没发现有藏匿下来的财物，很高兴的，可现在我知道高兴的早了，事实证明，你们并没有和革命一条心，还保留着一条资本主义的黑尾巴，这让我很失望，也很气愤，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如此看重私有财产呢？这是不可以的，是和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家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我们明白，问题出在戒指上，侯队长在握手时发现我们的保留，于是大发雷霆。
7
应了姜先生的话，我们真的到市里“安营扎寨”了，在一家旅馆登记住下。厂子暂时关门，昨天磨破了嘴皮子，好歹让送葡萄的农民拿着欠条走了。我们一早把车开出去，锁上大门，贴了告示，声明厂里无人，就仓皇而逃。路上姜先生一遍一遍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哪能这般对待客户呢？我替万安抚他，说眼下也只能这样，顾一头顾不上两头，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恢复生产，机器转起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姜先生不再说话，一声声叹气。
住下后姜先生突然晕眩，倒在地上，我有些慌神，要打120，却被万阻止，说姜先生低血糖，肚里一缺饭就这样。我这才想起早上一直忙活没顾上吃饭，万把电话打到服务台，让服务员送来一杯牛奶，像喂药似的给姜先生灌进去，也就“药”到病除了，姜先生睁开眼，成了个好人。虽是虚惊一场，我还是隐隐替姜先生担忧。
相对而坐，大家都不说话，姜先生的眼一会儿睁一会儿闭，像在做眼广播体操；万一根接一根抽烟，五官像要挤到一块儿；我也是忧心忡忡，人是来了，到底该怎样做呢？搭上的关系只有那位彭局长，原来讲好由他联络市府的人吃饭，可电话一直没来，再给他打电话，还是等着？打电话多少有些冒昧，等又实在等不起，已经收上来的葡萄在库房里腐烂变臭，没收上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送上门，葡萄后面还有苹果、梨、山楂，源源不断，在这节骨眼上停产，肯定是毁灭性的。我相信彭局长的判断，是厂子（包括万本人）得罪了什么人，人家才下了狠手。说起来拉闸断电最能击中要害，可也太明目张胆了，只有完全不把这家厂子放在眼里才会这么做。昨天从彭局长那里出来，姜先生“责令”万仔仔细细地想，一定要想出曾惹怒了什么人，万唉声叹气地想，终也没想出个一二三来，如此就更要仰仗彭局长的关系了。一个上午在等候中过去，吃中午饭时万突然说身上没钱了，晚上把人请出来可要坐蜡。我和姜先生对视着，昨天的情况我们都看在眼里，草庙子的农民从会计——万虎的老婆那里拿走所有的现款。我的心不由被触动，想一个厂连应酬的钱都拿不出，那真是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姜先生一口接一口往嘴里扒饭，我知道他在想办法，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从自己口袋往外掏了，我刚这么想，果然就见姜先生放下筷子把手伸进口袋，把护照、钱物掏出一大把，放在桌上，对万说人民币就这么多，万从中把钱理出来，数了数，说总共两千一百块。姜先生问够不够？万摇摇头，姜先生说那就到银行兑美金吧，看来也只能这样。商量一下，由万陪姜先生去银行，我留在房间与彭局长联系，已顾不上冒昧不冒昧了，等姜先生他们一走，我就给彭打电话。彭局长在电话里不接茬，我明白他是把这档子事忘了，只好再一次自报家门，他总算记起来，不无埋怨地说那个厂长该来个电话才是，不然谁知道事办还是不办。我心里很堵，本来讲好是你彭局长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却倒打一耙。我知道不能和他理论，就说怕是万厂长疏忽了，请彭局长别介意。彭说那就让他一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吧。我愣了半晌，从彭的态度我意识到他没把事放在心上，也清楚是关系不到，不是和我，而是和我朋友的表哥，我本应想到，大市局与小市局只是业务垂直，不存在官场真正上下级关系，何况我朋友的表弟还是个副局，如果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完全可以不买账，这就是时下人际关系的所谓潜规则。姜先生从一开始就对他不信任，看出他“心术不正”，这其实不对，要是换个能“罩”住他的人叫他办事，哪怕再“心术不正”也得头拱地去办。我心里很沮丧，很犯愁，姜先生还指望我能帮他把事情解决，现在看还没一点谱，无奈又开始疏理自己有限的“关系网”，看还有没有能帮这个忙的人。有句话叫钱到用时方知少，人也一样，我好想歹想才想到一个在报社工作的朋友邱记者，在我的印象中邱是一个正派且有能力的人，即刻给他打电话，张口就问这边有没有熟悉的人，说完又补充得有些能量才行。邱笑了（我知道他笑我问得很蠢），他说他认识市报的一位老总，能量嘛总会有些，可能不能帮上忙不敢说。我说反正有病乱求医了，你跟他说说吧，他说好，过了一会儿我按邱提供的电话号码给那位老总打过去，忙音，再打还是忙音，就悻悻地住手。没一会电话铃响，显示的是那老总的号码，接起来果然是他，老总在电话里很热情，一口一个老兄，说老兄过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说来办一件私事，本来不想打扰，现在遇上难题……不好意思。他说你来是私事，可对我们来说就是公事了。我心想这位“老弟”说话挺暖人心的，嘴里说不是啦。老总说就是的嘛，我们小地方你这样的名家请都请不到的，又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讲了，他说这个旅馆没听说过，档次肯定高不了，要重新给我安排。我连忙谢绝，说不用麻烦了，而且同住的还有其他人。他顿了顿，说那就晚上请你吃饭吧，所有事等见了面再说。我心想这位没见面的“老弟”这么高抬，吃顿晚饭没什么不可以，只是不知彭局长那边有没有安排，不等我说话，“老弟”急切地说就这么定了，到时去接你，说完挂了电话。
姜先生和万回来，事情不顺利，钱没兑出来，须厂里出证明，只有等明天万回去办了。我让万赶紧给彭局长打电话，万就拨电话，扣下电话说彭局长已联系好了市府的人，而且已经替我们订了酒店房间，我们到时赶过去就成。我想到报社“老弟”的约请，不知该怎样解决这冲突，说给姜先生与万，姜先生满不在乎，说可以分头进行，我赴我的宴，他和万去应酬彭局长。万表示反对，说彭局长是我的关系我不参加不合适，弄不好会把事情弄砸了。我觉得万说的有道理，场面上的事有时是钉是钉铆是铆，马虎不得。于是我赶紧给“老弟”挂电话，告诉他今晚有应酬脱不开身，干脆明天上午我去报社找他。“老弟”说饭一定要吃，明天中午、晚上，让我定。我说那就中午吧。“老弟”说一言为定。
按照彭给的地址我们赶到那家海鲜鲍翅酒楼，客人还没有到，在房间坐下，万要来菜单，看着看着眉头皱起来，他把菜单递给姜先生，姜先生又推给了我，我扫了一眼就清楚今晚这菜不怎么好点，一盅鱼翅一百八十八，别的如鲍鱼、海参同样价格不菲，让我咋舌的是这里居然还有燕窝，价格比鱼翅翻一番，看过我明白万为什么皱眉头了，彭既然把地方订在这里，就是冲这些东西而来。姜先生木之觉也，对我说你点吧，恰这时彭局长春风满面地进来了，身后跟着一行七八个人，彭指着其中的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说这是赵处，而对别的人就不一一介绍，笼统说是朋友，也就心照不宣，这些“朋友”在今晚的身份只是食客。
坐下后彭局长看着赵处说这里的菜不错，赵处认可地点点头，彭又问万点没点菜？万说还没有，彭便捡起桌上的菜单向服务小姐招手，随后对着菜单这个这个指点给小姐看，点完又转向赵处问喝什么？赵处说葡萄吧，彭局长说葡萄好，软化血管，说罢又转向小姐问有什么葡萄酒？小姐这那说了一遍，彭局长点了一种，小姐刚要离开又被他喊住，问在座的有谁吸烟？有几人响应，彭说谁吸什么牌子自己说，那几个人就点了，一起对大中华情有独钟，这过程我看在眼里不舒服在心里，也曾吃过些席面，可还没见过有如此越俎代庖的，替主人找酒店、凑客、点酒菜全包，想这么个小地方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强蛮压人之气势，真是匪夷所思。
菜一道道端上桌，姜先生不拘礼节地埋头吃，彭笑笑对赵处说老先生是从美国回来的，赵处理解地回个笑，万先敬三杯，接下来彭就把我们丢在一边，与自家兄弟“厮杀”，一杯杯像喝可口可乐般往肚里灌。看着这伙人像“山寨”弟兄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努力让自己“平常心”，心想酒桌上不是有句话叫吃好喝好么，如果彭局和赵处能帮忙把事情摆平，这些“枝节”着实是不应计较的，都知道如今请人办事，能把人请到就是给了面子，但愿——
酒宴高潮迭起，就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彭局长请来的赵处一干人只较劲于口功（狂饮胡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