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尤凤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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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在村外遇见的那个要求把他带走的半老头儿，他也看见了我们，赶紧把脸偏向一边。后来他说那时他十分恐惧，只担心我们讲出他有逃跑的企图，那他就没命了，他还说他很感激我们，当然后来就不仅仅是感激了，还有其它更复杂的心情，自然这是后话。斗争会开始了，虽然我们的耳朵已参加过，对一切已不陌生，但眼睛看到的，比听到的更加触目惊心。现在想想，我们参加的那次斗争会还算温和，没有发生打死人的情况，田庄在土改中打死两男一女，那是后来的事。一开始是侯队长做动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坚持的是彻底革命精神，革别人的命彻底，革自己的命也要彻底，可有的人就是不肯这样做，比方这个田宝安，家抄了，可他还要留一条烂尾巴，真是财迷心窍顽固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村长带头喊口号：打倒田宝安！清算田宝安！下面的人跟着喊，田宝安浑身哆嗦，嘴里呜呜啦说着什么话，听不清楚。侯队长大喝一声你把右手举起来，田宝安就慢慢举起右手，在汽灯底下，台下的人看到他手上戴着个金戒指。田宝安放下手，侯队长又喝道：不准放下！举着！田宝安听话地再次举起手，这只手就自始至终地举着，好像在向人炫耀他的财富。侯队长又喊：田宝安你讲讲是要财还是要命？田宝安举着手回侯队长的话，声音大些了，能听见说的什么，他说他不敢不革自己的命，可想革革不了，手上的戒指就是取不下来，怎么也取不下来，他说戒指是小时候耍顽皮戴上去的，一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家里的老人怕他疼，就不让他摘了，就老戴着，人一年年长大，手指头变粗就更摘不下来了，他实在不想留，可想不出摘下来的办法。侯队长说你自己不想革命，就让别人替你革好了。侯队长说完把目光投到台下，问有谁自告奋勇帮助田宝安革命呢？立刻有两个汉子跳到台上，一个抓住田宝安举着的手，一个使劲往下撸戒指，只撸得田宝安嗷嗷直叫，一腚坐在地上，气得两个汉子朝田宝安拳打脚踢，接着再撸，田宝安哭嚎起来，两个汉子就松开手，骂骂咧咧地跳下台子。一时间出现冷场，都把目光对着台上的侯队长，侯队长的脸在汽灯底下显得青黑，咬牙道：妈拉个巴子！连根指头都斗不过还斗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声明，这个戒指不交公了，换钱买牛，谁把戒指弄下来牛就归谁。台下立刻像炸了窝，侯队长又喊：都听见了没有？不行动，难道家家都有牛不成？我不相信，没牛的现在举手！不少人举起手，这时有一个人站起身，一边向台前走一边说老子缺牛耕地哩，他跳到台上，这时就听见身旁的顺东轻轻叫了一声，这一叫我就认出这跳出来的汉子是他的房东，人出奇得黑，我们背地里喊他老黑，这老黑有股子蛮气，可对我们还不错，我们去找顺东他还给吃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我心里有些惊异，想他愣愣的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大概别人也这么想，把目光一起对准他。这时他已跳上台，朝侯队长问：侯队长你说话算话么？侯队长说算话，你能弄下来就给你买牛。他又问不管啥办法都行？侯队长点点头。他向台下转过身大声喊：田疤拉来了没有？下面有人应声：来了。他说你家隔的近，回去拿把斧子来！台下“哗”地一声，我也一惊，心想难道他要断指取物吗？抬眼看看侯队长，再看看村长，都不动声色，村长还装上袋烟抽起来，烟雾在汽灯光下弥漫着。老黑像个打擂台的人站在那儿摩拳擦掌，没多大工夫，那叫田疤拉的人提一把斧子来到台前，对老黑说，咱先说下，你得了牛得借给我用，中不？老黑说中。田疤拉“咚”地一声把斧头扔到台上，台下又是“哗”地一声，只见老黑捡起斧子，一边试锋刃，一边朝田宝安走过去，吓得田宝安嗷地一声叫，扑通瘫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哭嚎着说兄弟求你了，没了指头就不能干活了，全家老少没法养活呀。老黑说我家也有老少，管不了你那么多，谁叫我缺牛用。田宝安又赶紧转过腚给侯队长磕头，哭叫说侯队长救我！救我！见侯队长不理不睬又转向村长，哭诉着说大兄弟，平日我没亏待过你呀，看在本家的份儿上救救我吧！村长闷声闷气说共产党革命为先，说完又一口接一口抽烟。田宝安嚎啕大哭起来，那真是山崩地裂啊，那时候我想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话，田宝安就是这样啊。老黑剁田宝安指头那残忍一幕我是无法讲述的，别说讲，只要想起来心就不住地颤抖。当老黑把那枚血淋淋的戒指呈给侯队长时，我看见侯队长向我们扫来锥子似的目光，这时我突然明白侯队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参加斗争会了，他是杀鸡给猴看，让我们知道留“尾巴”就是田宝安这样的下场。也幸好我们早早地领悟了这一点，并心甘情愿地遵循他对我们的引导，在参加过斗争会后，我们不再犹豫，立刻“清除”自己的“尾巴”，交给雷觉让他转交给侯队长，要不是这事在顺东那里出现差错，我们这个小团体在田庄的“革命净身”也就彻底完成了。“差错”是谁也没料到的，现在想想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田宝安的悲剧竟然在顺东身上发生了，戒指从手上取不下来，怎么用力也取不下来，大家凑上前帮忙，不行，同样做不到，顺东吓得脸色煞白。为防止这事让老黑知道，我们把顺东转移出来，送到我的房东家，继续解决问题，可仍不成功，倒把顺东痛得龇牙咧嘴真是无奈，戒指就像在指头上生了根。顺东哭咧咧地诉说着对这事的疑惑，说田宝安的戒指是从小戴上的，指头长粗摘不下来情有可原，可他戴上没几天，且中间还摘下来过，怎么在关键时刻就这样了呢？他怀疑是老天在惩罚他，惩罚他的不孝。他说他爹前不久死了，他本应该回家奔丧，可他没这样做，置死父生母于不顾，自己逃之夭夭，这是报应。大家不认可顺东的反省，因为说到这一点谁也不比顺东强多少，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都背离了这一条，不单是游，并且在逃，已经离家几千里，还不知道将会到何方，也许今后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亲人。我们不理会顺东，还因为眼下已顾不上其它，只有尽早把戒指问题解决，才能化险为夷。大家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如用冷水浸手，用油润滑等，反正能想到的方法都不放过，可试来试去都不管用。贾开分析说很可能是精神紧张所致，紧张致使肌肉扩张，变型，因此须减缓内心的压力，使肌肉松弛下来，想想似乎有些道理，大家便试图缓解顺东的情绪，劝慰他，告诉他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保护他，不叫田宝安的惨剧在他身上重演，让他放心。不料顺东的情绪非但没好转，反而更糟，张口说出很刺耳的话，他说闭嘴，全是骗人的鬼话，什么保护，你们保护得了吗？砍田财主的时候，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台下，有哪个上去保护他？没有，一个也没有，有血缘关系都这样，换成我，你们就能挺身而出吗？我知道你们会怎么说，会说从正义和人道出发，狗屁，要是这样，白天怎么不发挥正义和人道，站出来保护田宝安？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剁了指头。不错，我也没这样去做，我承认我没有勇气与邪恶斗争，你们也同样啊，难道轮到我，你们就勇气十足了吗？鬼才相信！听顺东说出这样尖刻的话，我们的心像被刀刺，但并不怪罪他，知道他是被吓坏了，恐惧让他歇斯底里，况且他的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的，就拿田宝安来说，虽然我们与他没有血缘亲情，也没有同志友爱，可他是一个人，一个我们的同胞，从正义与人道出发，我们本不应该袖手旁观，可我们什么也没做，成了可耻的看客，恰如顺东所说，我们缺乏勇气，只因为我们恐惧，暴力使我们变成懦夫。顺东质问得对，假若斧子朝他的手砍下，我们能去拯救他吗？真的不敢说，因为暴政的威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样的。当然，即使心虚，我们仍然还要安慰顺东，这是在无法帮他摘下戒指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对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仍是同志是好朋友，亲如兄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丢下他不管，我们会尽力去做。顺东突然哭起来，说看在我们一块抗日的份儿上，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呀，呜呜——我们先是一怔，接着一起朝他点头，说一定一定。顺东慢慢止住哭，不料却向我们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他要大家都不交出戒指。我们哑口无言，都清楚顺东是怎么想的，他是在拉大家当垫背，危难之际能想出这种自救的办法也真让人啼笑皆非，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只会“全军覆没”，可我们还是答应了他，雷觉将收上去的戒指发还给本人，大家当着顺东的面戴上，看着顺东感激涕零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同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9
临近中午万还没回来，打手机又不通。已到赴宴时间，不能再等，就留了字条出门。这时司机万虎气喘吁吁跑上楼，满脸惊慌，连声喊出事了，出事了！我和姜先生为之一惊。
事情非同小可，万遭人绑架了，绑匪不是黑道上人，也不是果农，而是厂里的工人。本来放假回家了，不知从哪里听说厂子要倒闭，就一起赶回厂讨要欠薪，要不到，就把万绑架走了，扬言不给工钱就撕票。万虎说的情况大致如此。
姜先生听罢神情严峻（我头一次见他这样），问万虎：什么时候？万虎说上午十点多钟，我和万总刚要往市里赶，让人堵了。姜先生问小万他人在哪里？万虎摇摇头。姜先生转向我说，我马上回厂，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说姜先生你不能回去。他问怎么？我说怕有危险。他说危险事情我经历过了，没啥大不了的。我说回去也于事无补，没准会使事情复杂化。姜先生说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呀，光回避怎么行？我说不是回避，是稳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姜先生问有什么途径？我说首先可以考虑报警。万虎说对，让公安把绑匪抓起来。姜先生不满地看了万虎一眼，说什么绑匪，你欠人家工钱不兴人家要？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小万怎么能不给发工钱。我说还可以与他们谈判。姜先生叹息一声说那就谈判吧，别把事闹大，人家不就是要工钱吗？我点点头，问万虎：知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万虎说是榨汁机上的吕厚忠。我问能不能找到他？万虎哭咧咧说他们绑了人肯定躲在暗处不出头，咋找？姜先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钱，哪有不出面的道理？我觉得姜先生说的有道理。姜先生又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厂，小万在他们手里，他又拿不出钱，没人出面怎么行。我还是担心姜先生的安全，转向万虎问那个吕厚忠有没有前科？万虎反问啥叫前科？我说就是以前犯过案子。万虎说没听说。我又问工人知不知道姜先生在这里？万虎说好像知道。姜先生说知道就好，就是不知道也得让他们知道，不然怎么办？说毕朝万虎挥一下手。
姜先生走后我立马赶到报社“老弟”订的那座酒店，见到“老弟”我没讲万遭遇绑架的事，怕节外生枝。总起来说“老弟”给我的印象不坏，年轻、热情、豪放，也很有正义感，听了我的诉说很愤慨，表示一定帮这个忙，并当场责成一个跑工业口的记者进行调查，说一旦发现有不正之风和腐败立刻见报。“老弟”的态度使我宽慰，也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美中不足的是这顿饭吃得胃不舒服，这同样与“老弟”有关，“老弟”曾在德国呆了几年，养成西方人往酒里加冰的习惯，而他的那些下属也深受熏陶，大力效仿，席间加冰不止，只怪我缺乏这种锻炼，冰水就在胃里作起祟来。
回到旅馆要与姜先生联系，记起他没有手机，在这方面他是个落伍的人，自己不买，女儿送也不用，而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是很需要的，他不找别人，别人还要找他呢，比如现在。与姜先生联系不上，我便拨了万的手机，通了，耳机里传来如万那般浓重的本地口音，可我断定不是万，办了几年厂的万不会一张口就粗鲁地问你是啥个人？何况这种情况手机一定在绑架者手中。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他在吗？耳机里的人凶巴巴：万胜利死了。我一惊，想这么快就撕票了？又觉得不会，要这样绑架的目的就不是要钱，而是杀人。我意识到对方是在发泄情绪，就说我知道万总还活着，你们不会杀他的。他问你怎么知道不会杀他？我说你们的目的是讨薪，为这个不会杀人。他说那得看万胜利这小子识不识相了，识相……反正三天的期限，不给钱就要他的小命。我真正担起心来，因为这种说法符合此类事情的“章法”，恐吓中暗藏杀机，这便显出可怕。我觉出握电话的手有些发抖，毕竟有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惶恐中努力清理自己的思绪，很快明确自己用不着害怕，绑架者给了三天期限，还有回旋的余地，倒可以利用这次通话机会向绑架者讲明厉害，让他们不要做荒唐事，这样想也就心定，就对着话筒缓缓说：你们一定不要做傻事，保证不伤害万总的性命，只要万总活着他就会给你们工钱。对方冷笑一声说给个屁，厂子要倒闭了，还拉了一腚饥荒，他完了。我说他完不了，厂子也倒不了，这个我敢打包票。他说你是他啥个人，敢给他打包票？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我了解情况。对方问你了解什么情况？我说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厂是一位老华侨投的资，这位老华侨有雄厚的经济势力，欠你们的那点钱，不在他的话下。对方说不就是那个姓姜的老头儿？看不出像有钱的样儿。我心想你们才见过几个有钱人啊，还能看出有钱没钱。当然，姜先生的具体经济状况我也不清楚，但我清楚要愣往大处说，说得越富越好。我说你们知道姜先生有多大家底吗？对方反问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去过他家，光那幢房子就值几百万美元。他问合多少人民币？我说几千万，他还有许多产业，价值不会低于一个亿。对方停顿一下说：他的钱再多，在这儿也玩不转，他没有后台。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