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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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没走近路，好一通走，终于翻过一片高地，还是不见村庄，前头一片黑暗，根本没灯火。左边是一条河，给月光照得贼亮，哗哗流水响；右边是高梁地，被风吹得簌簌像下雨，黑黝黝好比一道没尽头的高墙。夜雾浸得地面发粘，粘得胶鞋底子呱叽呱叽，愈粘脚愈重。脚不像自己的了，好比变成两块砖。我也不敢问哪里才是百各村，这是备战拉练呀！一问思想就叫人抓住，挨批。整个队伍闷声闷气地向前行进。跟白天那劲头完全两样，好像打败仗回来的军队了。
忽然就听队伍前面有人惊慌地“哎哟”一叫，同时啪啦一声，稀里哗啦，好象个大瓷盆摔在地上粉粉碎。大伙一瞧，原来前头那捧毛主席像的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你想，他捧这好十来斤重的瓷像走了一天，哪还有劲，要是有点劲也会抱住毛主席像，宁叫自己摔倒也得叫身子垫住毛主席像呀！可是谁叫他死抱着主席像不放，排长叫人换他非不肯。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该不该怨他，全惊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投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大腿一弯“扑通”绘毛主席像跪下，请罪！一排长给这意外的事弄得魂飞魄散，身不由己“扑通”也跪下，请罪！我们一排人不用任何人发命令全都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
紧跟着二排队伍上来，一看我们一排全跪在道上，不知出什么事了。二排长问，没人说，都指指前面，二排长过去一看毛主席像摔碎，二话没说也跪下，二排人跟着“刷”地全都跪下。等到三排上来，白连长一看全明白，没等他想出办法，没等他发话，三排长和三排人全跪下了。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绷得一样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白连长也跪下。但这一跪就麻烦，没法起来呀，毛主席像摔得粉碎，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不忠。可也不能总这么跪着，跪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跪到天亮也没辙。在这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着这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土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跪着跪着，渐渐觉得右腿膝盖生疼，使手一摸，原来右腿正跪在一块石头上。石头埋在土里，石尖朝上，正硌膝盖。我使了半天劲儿，才用手指把一块三角形的石头抠出地面，不出声地推在腿旁。不多时，忽觉要撒尿，愈憋愈想尿，哪敢把小便掏出来，忍不住时，索性尿了。这尿真他妈缺德，好大一泡，裤裆水淋淋，难受极了。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跪得愈久愈没有理由站起来。可就在这时，只见白连长突然刷地站起身，好像出了什么事，使他清亮的嗓子急迫地说：
“不好！前边村里有响动！敌情！可能是反动地主分子搞破坏！一排、二排、三排，全体集合，迅速跑步，目标左前方百各材。保卫贫下中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这命令——保卫毛主席，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任务，使跪在地上的上百人唿喇喇一下站起来。起身的一瞬间，我有种轻松感，更有种紧张感，眼前真的出现敌情，就要发生一场战斗吗？要说军队动作真快，眨眼间集合好，在白连长带领下疾速前奔。大敌当前，军情如火，谁也顾不得地上那些碎瓷片，只是跑步向前时，脚下绕过那些神圣的瓷片，别踩上。奔出去十多分钟，往右超过一道桥，又奔跑了十来分钟，就听见前边传来狗叫，苍苍茫茫、夜雾重重的原野出现灯火，前方正是材庄。原来刚才衬里人入睡了，都熄了灯。这一闹，灯火愈来愈多亮起来，狗也愈叫愈凶，气氛真有些紧张，要打仗吗？我的心嘣嘣直跳。战士们都把背枪摘下来握在手里，飞快扑到村前。白连长下令，叫三排人分三路，战士在前，我们学生在后。
一进材，就见一片火把人影，还有手电光在眼前晃，影影绰绰那些人影拿着大杆枪。是搞破坏的反革命吗？白连长马上喊话：“不要开枪，我们是拉练的解放军！你们是谁？村里是不是有情况？”
对方一个大嗓门喊道：“俺们是大队民兵。听人喊狗叫的，俺们也不知有啥情况！”
白连长：“你们村里的四类分子呢？”
对方：“都老实在家呆着呢，夜里不准他们出来。”
白连长带队走上去说：“我们拉练路过这里，听见动静，以为有情况，怕四类分子搞破坏，赶来支援你们。没事就好！”
大队民兵队长说：“感谢亲人解放军为俺们贫下中农操心。村里有所小学校闹革命，不上课，房子都空着，快进村歇歇脚，我们去给你们烧水喝……”说着招呼人去担水、烧水、借被子褥子。
我们一连人就进入小学校，喝水，吃干粮，休息。白连长对一排长说：“有件事，刚才路上打摔那主席像，不能扔在地上，我去请回来。”
一排长说：“对了。可是主席像碎了，请回来该怎么办好？”
自连长面无表情，只说：“请回来再说！你们先忙着照顾学生们，我自己去。”
那个大个子山东大汉耷拉着脑袋，心情沉重，上来对白—连长说：“我跟您去。”
白连长什么话也没说，只看他一眼。这眼神很冷峻，似乎是一种拒绝。扭头拿着手电筒独个去了。过了一阵子白连长回来，手里空空，可是头次看他脸上有表情，好像很惊奇。他说：“怪事了，我怎么找了半天，地上任什么也没有呢。”一排长说：“怎么可能，深更半夜，还会有人拾去？您是不是找错地方？”白连长说：“哪会错。要不多去几个人找找，必须找到！”当即点了几名战士一起去，包括那大个子，还有一排长。我提出我要去，我说我跪着时有块带尖的石头，找到那石头就不会弄错地方。其实我还有个个人的目的。我刚才一泡尿湿了裤裆，走一走，过过风，好干。一排长说我累了，不叫我去，白连长却说：“你记着那地方，最好，来吧！”
我们靠几束手电筒光，穿过漆黑原野，返回那道上，按照大家共同的记亿找到那地方。
我也找到那块带角的硬石头，按照方向，估计距离，我指着地面说：“没错，就在这儿！”
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白连长手电筒扫来扫去雪白的光圈里，根本没有那些白瓷片，蹲下来细看，竟然连一个小瓷碴也没有，怪了，难道有人拾去，拾去干什么用？这深夜，这荒野，怎么可能，为什么拾得这么干净，连一个小瓷碴碴也不留下？东望望，高梁地一片如墨的漆黑，西望望，河水银光闪烁，流动着迷幻的波光，真叫人百思莫解。再望望白连长，那张白白、英俊而冷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嘴唇上那黑痣静静的一动不动。更奇怪的是，大家呆了一阵子后，谁也不再说什么，也不再找，回村去了。我在小学校几张拼在一起的小课桌上躺了一夜没睡，也没想出个究竟。天亮队伍起程继续拉练，白连长向大队革委会又借了一尊毛主席像。红旗，喊口号，唱革命歌，谁也不提昨夜那件事了。
也许当时我年纪太轻，无法猜透其中的奥妙。这离奇的问号却始终留在我脑子里。过了几年，经事多了，忽然一天猜到这事的究竟。一旦明白，愈想愈是其妙无穷。不由得对这位精明机智、沉默寡言、再也没见到过的白连长生出满心的敬佩。他可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由此我还得出一个人生的道理：世上真正的聪明，往往是叫你事后慢慢悟到。
***畸型的社会，智慧也是畸型的。
当代于连
1966年
17岁
男
T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与家庭划清界线——跑到边塞也背着出身包袱——为了报复与“红五类”女儿结婚——一切发生变化：调动工作、入党、上大学——今天的苦恼
我要对你说的，是在家里不能说，对朋友不能说，哪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这就是内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强的痛苦，是一种没法摆脱、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对你说，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条我清楚，因为你说你会把地名姓名全部隐掉，我才肯说。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预感到这东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候。我还是一个劲学习上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的学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气味使得班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躲着我，不像耗子躲猫，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视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然和班里两三个出身不好的人比较接近了，在一块发泄过不满。这样，六六年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打成“黑帮”。
我要说的不是这“黑帮”，不是诉苦，我不喜欢诉苦，我是说我的境况。
还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错，忽然政府通知叫我们搬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胆小，搬走后据说那房子住进了高干。这对我也有压力，是种政治压力，心理压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个政治层次上。
“文革”一来，一切都明了。我家在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干银行的，算出名的资本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最早抄家是我妈妈惹来的。当时银行冻结资本家存款，不准取，说是剥削的钱，银行门口把资本家的姓名都公布了。我妈妈去取，银行马上通知红卫兵，红卫兵马上就到，这就抄起来了。我得信儿不敢回去，跑去找一个要好的同学，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职员吧，可当时对他这样出身是什么态度也吃不准。他说：“你们邻居都认识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们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远远看大字报都糊满了，我母亲被弄在门口批斗，乱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烧的烧，冒着烟。我才十七岁，哪见过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边整整溜达一夜。也不知我妈妈和爷爷奶奶怎么过来的。我的弟弟是个残废，我更挂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学去找红卫兵，当时我就想，斗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认了。我得求他们叫我回家看看，家里除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个残废弟弟没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长大，我教他怎么写字画画，怎么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个红卫兵还不错，领我回家。从楼下到楼上全乱成一团。我只是顺着楼梯过道往几个屋里看两眼，屋里都是红卫兵，翻箱倒柜不知找什么，也没看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好些东西都破破烂烂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爱的东西是邮票，还有和一些苏联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励和苏联联系吗。这些珍藏的东西扔了一地，也丝毫不使我动心，这时只剩下一种求生的欲望，该不该吃东西都忘了。我向红卫兵要求把弟弟领走。我表示离开这个家红卫兵是赞成的，这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是“革命行动”。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儿巴叽的，准许我带了走。我拿了两床被子，带弟弟住到学校去。临定时还给了我五块钱，一点粮票，是我要的。但他们给了我，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五块钱能花多长时间，过去家里很富裕，从来不知道钱的具体价值。
我和弟弟就拿这五块钱生活一个多月。这期间学校不准我们住。可是我家是给“扫地出门”的。妈妈爸爸住到老爷家，实际上老爷家也查封了，妈妈就在老爷家过道上一小块地方，拉个布帘，搭几块木板睡。我去看她时，她脑袋剃个阴阳头，那样子比她任何时候的样子给我印象都深。我爷爷奶奶给轰到另一条街一间小屋里住。红卫兵叫我们搬到那儿去住；就为这五块钱，家里和我还闹了误会。为了我拿钱给弟弟买煎饼果子吃，没给奶奶爷爷，他们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我姑姑叔叔们了。当时这钱是红卫兵给的，我确实不敢拿这钱给他们。我妈妈当时也没经济来源，我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承认我不敢沾这个家，我顾不上他们了。你想想，我才十七岁，忽然落到这地步，头次见到这世面，谁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花完了，就硬着头皮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点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处在这种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高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缺体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出身。我恨我这个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口气。到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出身说出去，还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大伙一下子全知道了。怎么办？拚命干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干活，干活就有饭吃，能干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