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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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０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
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