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评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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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忙碌中，灵性的光辉逐渐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渐消亡。不错——“现在”总战胜“过去”，“现实”总战胜，“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总是赢的”。人，若要长保灵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摆脱肉体，像雅馨那样早日“随风飘去”。雅馨就是因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为“灵”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无肉性，所以，当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她做的是“挂炉鸭”，而不是炖鸡之类。
余教授的理想被现实击败的一大证据，便是他停止翻译《拜伦诗集》。从二友谈话中，我们得知余钦磊早年立志译完拜伦诗集，吴柱国原以为他早已译毕，问起在台湾是否畅销，才知并未译完，“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译作，教书也不再热心，不似吴柱国想像那样“守住岗位”。却一心设法争取外国赠送的研究奖金出国。他想出国，完全是被现实生活需要所逼，因为他送大儿子留学，借过一大笔债，无法还清，便打算出国积留些钱，偿清债务。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学一个福特奖金，却在赴美的前几天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明明知道生活穷困异常的贾宜生，也申请了这项奖金，如果自己宣布放弃，贾宜生可能就会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弃，在医院一躺五个月，哈佛就取消了这项奖金，余教授对贾宜生的深厚友谊，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他谈及他时的感伤语气，为他到处奔走筹治丧费与抚恤金的事实，替他整理校对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显然，当友情与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冲突时，被牺牲的总是友情。现实，终是胜利的一方。
吴柱国告辞，余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当吴柱国要踏入计程车，两人握别的时候，余教授突然声音微颤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一下，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以上这几句对白，是小说最后的一个高潮，呈示并强调出现实的全面胜利，理想的全然败溃。余教授要去美国，要停止教拜伦，即意味了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终于完全搁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学，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辉灿烂的浪漫精神之熄灭。如果吴柱国还对余教授抱着一丝幻想，临别时的这几句话，把他最后这丝幻想也夺走了。
可是有一点，我们却也不能忽略。余钦磊被现实所逼，打算出国，只要去“一两年”，并没有要移民到美国永居的意思。这表示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不宜说他“放弃”了理想，“屈服”于现实；只能说他“搁下”了理想，“接受”了现实。可叹的是，他可能没想到，现实的压力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愈积愈重。他也许以为“暂时”搁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搁，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看吴柱国和他的处境。
吴柱国是《冬夜》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他的处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从作者对他那么一点的客观描绘里，特别从吴柱国本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处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钦磊相似——都是现实战胜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说开头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写吴柱国这次回国抵达松山机场时之外貌与风度：
……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这样的描绘，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操，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逼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性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从未到过中国，从未亲身体会过五四经验的美国小伙子，单单凭着书本上记载的客观历史事实，分析归纳，振振有词下结论道：
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
他这个结论，若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