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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作品评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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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忙碌中,灵性的光辉逐渐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渐消亡。不错——“现在”总战胜“过去”,“现实”总战胜,“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总是赢的”。人,若要长保灵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摆脱肉体,像雅馨那样早日“随风飘去”。雅馨就是因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为“灵”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无肉性,所以,当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她做的是“挂炉鸭”,而不是炖鸡之类。
  余教授的理想被现实击败的一大证据,便是他停止翻译《拜伦诗集》。从二友谈话中,我们得知余钦磊早年立志译完拜伦诗集,吴柱国原以为他早已译毕,问起在台湾是否畅销,才知并未译完,“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译作,教书也不再热心,不似吴柱国想像那样“守住岗位”。却一心设法争取外国赠送的研究奖金出国。他想出国,完全是被现实生活需要所逼,因为他送大儿子留学,借过一大笔债,无法还清,便打算出国积留些钱,偿清债务。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学一个福特奖金,却在赴美的前几天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明明知道生活穷困异常的贾宜生,也申请了这项奖金,如果自己宣布放弃,贾宜生可能就会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弃,在医院一躺五个月,哈佛就取消了这项奖金,余教授对贾宜生的深厚友谊,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他谈及他时的感伤语气,为他到处奔走筹治丧费与抚恤金的事实,替他整理校对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显然,当友情与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冲突时,被牺牲的总是友情。现实,终是胜利的一方。
  吴柱国告辞,余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当吴柱国要踏入计程车,两人握别的时候,余教授突然声音微颤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一下,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以上这几句对白,是小说最后的一个高潮,呈示并强调出现实的全面胜利,理想的全然败溃。余教授要去美国,要停止教拜伦,即意味了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终于完全搁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学,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辉灿烂的浪漫精神之熄灭。如果吴柱国还对余教授抱着一丝幻想,临别时的这几句话,把他最后这丝幻想也夺走了。
  可是有一点,我们却也不能忽略。余钦磊被现实所逼,打算出国,只要去“一两年”,并没有要移民到美国永居的意思。这表示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不宜说他“放弃”了理想,“屈服”于现实;只能说他“搁下”了理想,“接受”了现实。可叹的是,他可能没想到,现实的压力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愈积愈重。他也许以为“暂时”搁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搁,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看吴柱国和他的处境。
  吴柱国是《冬夜》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他的处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从作者对他那么一点的客观描绘里,特别从吴柱国本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处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钦磊相似——都是现实战胜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说开头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写吴柱国这次回国抵达松山机场时之外貌与风度:
   
  ……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这样的描绘,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操,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逼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性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从未到过中国,从未亲身体会过五四经验的美国小伙子,单单凭着书本上记载的客观历史事实,分析归纳,振振有词下结论道:
   
  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
 
  他这个结论,若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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