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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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11月2日（农历十月三十），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訢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撅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另据晚清著名学者王辏г说摹镀逑楣适隆芳窃兀鞭仍D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浑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
综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应该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它无影无形，但辛酉政变中双方每一次实力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正如台湾著名清史专家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5） 作者 ： 章恺 辛酉政变与满清国运“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晌。
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以博得列强对其欢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卜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坍下来，而我们最好利益也就此埋人废墟。”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唯一力量。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操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节制。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又故权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的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48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产生了中央极度专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延绵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政治格局变了，满清的国运有转机吗？马上开始的由政变胜利者所主持的新政将决定这一切！
附：肃顺小传肃顺字雨（豫）亭，满洲镶蓝旗人，他的七世祖济尔哈朗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顺治帝福临的辅政。他的父亲是郑慎亲王乌尔恭阿。肃顺排行老六，属于爱新觉罗氏的远房疏亲宗室。
肃顺没有功名，但办事干练，有极强的办事能力，这使得一心要重整政治的咸丰帝对他十分器重。肃顺是满人，他却常说：“满人胡涂不通，只知揽钱，国家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也是这样做的。当时的名流朝士，如郭篙寿、尹耕云、高心夔、王辏г说龋嗨扯家形唬庑┤说慕ㄒ楹鸵饧捕际峭ü嗨巢派洗锾焱サ模酝蹶＇运有诗说：“二王（指端华、载垣）不达政，（肃）顺乃颜敷腆。”观此似非溢美之词。
肃顺与湖广道监察御史尹耕云侍御交谊甚深，但在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时，尹耕云七次上疏主战，因此与肃顺闹翻。后来在顺天府乡试一案中，尹耕云受到牵连，肃顺也并未挟嫌报复，而只是将尹耕云隆二级调用。由此适足证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道理的正确性，说明肃顺的直言任事，决不优容取媚的独立人格。
但是肃顺的结局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造成他失败的原因是所谓三大狱，即主张斩决在与英法联军和议谈判中私自回京的大学士奢英、在顺天府乡试中纵容家人舞弊的主考官大学士柏俊，以及处理户部宝钞处贪污案。《清史稿》对肃顺在三案处理问题上的评价是：“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方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这些的历史结论是断难服的，因为“诸人罪固应得。”己然说明肃顺在此向题上的正确性，“私嫌”之论也就成了等于没说的多余之笔肃顺悲剧结局的直按原因是辛酉政变。在政变中两宫太后给肃顺定的罪名，主要也是有3条：一是造作赞襄政务之名，诸事擅自主持；二是抗拒垂帘建议，目无君上；三是擅坐御位，擅用御物。其实这3条罪状，无一能够成立。第一条罪状说肃顺造作赞襄之名，可是咸丰的赞襄遗诏至今犹存，造作之本无从谈起。“无为有处有还无”岂遮盖得了历史的真实？第二条中的所谓“抗拒垂帘”，肃顺在代拟的诏书中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联何敢易祖宗旧法？”对此慈禧、奕訢一干人等谁也无法提出哪怕是一条可以驳倒的理由来。至于这第三条，更是尽属子虚乌有，人证物证皆无。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1） 作者 ： 章恺 1、自强·求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扰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 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但这次的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这也表明慈禧仍然不够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此事其他史书多有详解，笔者在此并不详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