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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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宗皇帝诵经祈福祛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孝庄文皇后仍笃信喇嘛教应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的。有关孝庄文皇后的许多记载都集中在有关崇尚喇嘛教上，而且言出必办，毫无拖延差错。
这就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清入关后，孝庄文皇后辅佐幼帝，统一寰宇，培育一代英主成为最高决策人之一，在宫中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另一方面，孝庄所下旨都集中在崇佛之事上，亦说明礼佛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据满清档案记载：“巴林公主供佛”， “额木齐喇嘛于乾清宫诵经两日”， “开光甘珠尔经用”， “众喇嘛为大行皇后诵经时，制作佛前所供各五十两之曼陀罗花四，银二百两”‘“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为皇太子事，兑换每月众喇嘛诵经时施舍之宝泉钱十吊八百，银八两六钱四分。这种记载非止一处。“准画佛经处来文，画佛房李修等九名画工，”宫中设有画佛经处、画佛房等专门机构，可见宫中需求量之多。而且，宫内诸处喇嘛诵经，梵声不断，上至太后、皇帝、皇太子、公主居处下至宫门都笼罩在梵声之中，说明崇尚喇嘛教十分普遍，礼佛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样就使人想到：明末喇嘛教在宫中已趋沉寂，清入关后宫中盛行如斯，孝庄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无疑是德高望重的最长者，她的虔心礼佛是否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宫中生活，而孝庄正是宫中精神生活的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孝庄一向勤于佛事。当她的身体条件许可时，常常亲自前往寺庙，从事礼佛活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十八日，她曾去刚刚落成的南苑仁佑庙上香。有时，孝庄也让爱孙玄烨代往礼佛，除前述五台之行及进香白塔寺外，又如二十一年四月，玄烨在盛京（今沈阳市）拜谒祖：返回途中，遵照祖母旨意，特地绕道辽阳州干手佛寺降香。他将祖母发来香资银600两颁赐寺惜，又分别去附近的干山吞声等寺，各赐寺僧银5两。
其次讲饮茶。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素喜食肉饮乳，故需茶解腥擅去油腻，这一生活习惯在家宴及大规模宴客中已为定制，延久相传。《龙江三记》载：“满洲有大宴会……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可见饮茶在满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入在宫廷生活方面在许多地方仍保留着本民族旧有的习惯。对饮茶仍颇为喜好。同时据《清稗类钞》载，蒙古族有每日喝一次奶茶的习惯。可见饮奶茶是满蒙民族共同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宫中一直保留着。所需茶叶由地方督抚进贡。清代是贡茶制度完善化朝代之一，清代贡茶主要分“岁贡”与“御贡”两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及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茶叶，清代滇闽湘鄂陕川江浙皖赣粤鲁等13省65种御贡茶中并无苍溪、伯元茶之名，估计可能因其时战乱御贡受阻或因饮者习惯所以由皇商购买之故吧。
嘉庆《四川通志》云“然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茶乃番人之命”。明御使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汉茶味甘而薄，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故而保宁府在苍溪发卖的茶利于以茶为命的蒙藏及其它少数民族饮用，而孝庄皇后时常所饮乃苍溪发卖的红茶，而且可能是一直为蒙古民族所习惯饮用，所以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惯。孝庄文皇后每月需苍溪茶一斤八两，数量不可谓不大，这与东蒙蒙古族每日喝一次奶茶习惯有关，因喝奶茶而用量较大。同时，孝庄文皇后一月茶资相当于几个民人匠役一天的收入，这固然反映出普通工匠与贵族生活水平的悬殊，但在贵族中来说，仍是花费不多，也见其极为简朴的一面。
再讲住蒙古包。住蒙古包是蒙古民族常居，也是满族在征战狩猎中的栖身之所，年迈位尊而常居深宫的孝庄文皇后失常备蒙古包，此何用意，康熙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准营造司咨称，奉旨，正蒙古包前之栅栏，著依照殿之蒙古包例制做；以斑竹为橡子，造八角蒙古包。钦此，准此，此蒙古包之橡子一百一十，其两头所钉铜把来二百二十，焊时配药，银一两九钱八分”。康熙备蒙古包是为巡狩时所居，从康熙第二次东巡盛京祖陵的高士奇和比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分别在《启从东巡日录》和《靴靶旅行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与描述，此不多讲。而且乾隆、嘉庆、道光巡狩时也居蒙古包。乾隆第一次东巡时因盛京皇宫没有合适的驻所，故“皇上驾抵盛京后于凤凰楼南架蒙古包居住，皇太后于通道楼北驾蒙古包居住”孝庄文皇后出巡的机会自然要比康熙少得多，但也绝不是没有。据《清史稿》载：“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温泉……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也许不能设想孝庄文皇后在紫禁城中也住蒙古包，但出巡时住蒙古包却是可能的。但问题是康熙十七年“为太皇太后事”而有喇嘛诵经，说明此期间孝庄文皇后身体欠佳，那么十九年修整蒙古包是为了实用还是一种精神寄托？人至暮年，习惯于怀旧。住在深宫一生历经政治风云的孝庄文皇后，此时已年近70高龄，在孙子已长大成人，平定三藩之乱已胜利在望、全国已日趋安定的时候，欲借康熙在十九年第二次东巡祖陵之机渴望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和盛京地区是很合乎情理的。因此修整蒙古包不排除实用的原因，同时也是孝庄文皇后的思想寄托。居住蒙古包既是满蒙民族的习俗，也是满洲尚武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创业的战斗作风、战斗风格的体现，联想到盛京皇宫东路大政殿十里亭，帐殿式的建筑不能不使人感到住蒙古包的习俗和尚武精神，自强不息的战斗风格在满洲崛起时期是何等重要。因此居住蒙古包既表现了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对本民族、对故乡的怀念与依恋，更表现了德高望重的孝庄文皇后对满洲尚武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战斗风格的继承。
可以说笃信喇嘛教、嗜茶、居蒙古包，这几点都是满蒙民族生活习俗的突出特征。孝庄文皇后晚年仍保持满蒙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在昭示着她由于诚心礼佛，笃信喇嘛教并产生很大影响而成为宫中生活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她坚持“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这从日常生活中承继和示范着满洲尚武精神，带动和示范着清初诸帝和满洲贵族。这样她虽然没有垂帘听政，但她不仅在政治上继承，延续和光大了太祖的事业，而且在生活上传承、带动和示范着尚武精神，使太祖培育的战斗作风和生活习惯“满洲旧俗”延续下去。这一点在“渐习汉人旧习”的入关以后，对满族统治集团来说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这一点是不是也值得已经走入新世纪的我们思考呢？
崇庆皇太后
正说清朝十二妃 下一节 下一章第二部分 崇庆皇太后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崇庆）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曰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屡加上，曰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如果没有关于自己、关于儿子、关于丈夫的一桩桩千古之谜，崇庆皇太后也许会像大多数后妃一样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正因如此，我们关于她的诉说，还是要从乾隆的身世说起。 下一节下一章
乾隆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乾隆的身世之谜（1） 作者 ： 章恺 说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家世最离奇，并非言过其实。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则是，乾隆皇帝的家世被人传得十分离奇。而传说主要集中在乾隆的出生地和母亲身上（阎崇年教授对此有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纳，读者可参看，本文节录如下，但有些看法大不相同）。
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一种说法——雍和宫说。乾隆自己认为：他出生于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安定门内，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原是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府，当时并不叫雍和宫。乾隆登极后，把他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在这座府第里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诵经，后来这里就改名叫雍和宫。乾隆曾经多次在诗或诗注中，暗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1、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乾隆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说明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2、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乾隆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今瞥眼七旬人。”在这首诗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乾隆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但这会不会是欲盖弥彰呢？
不过，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期，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二种说法——避暑山庄说。
1、当有个叫管世铭的朝中官员，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写下有名的《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明：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皇家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
2、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86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也恰好于这年降生在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然而，我们或许认为“都福之庭”是泛指，不一定是确指避暑山庄，毕竟在太上皇生前，即使是当今天子也不能违背太上皇的想法，更何况涉及乾隆出生地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
3、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此诗的注释中，嘉庆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嘉庆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点明皇父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的都福之庭。
嘉庆以上两次诗注都表明：皇父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十几年后，嘉庆却放弃了皇父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看法。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实录》（记载皇帝一生经历、言行和功业）和《圣训》（皇帝的训谕）。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命朝臣编修乾隆《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实录》和《圣训》稿都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他命编修大臣进行认真核查。这时，翰林出身的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嘉庆面对皇父御制诗及注，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嘉庆在皇父出生地的问题上，怎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旨意呢！我们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认真，毕竟“诗”和“史”是有分别的。于是，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改为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嘉庆命在《实录》和《圣训》里这样记载乾隆皇帝的出生：“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可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在当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撰写的嘉庆《遗诏》中，采用了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说，把乾隆诞生地说成是避暑山庄。这是官员的疏忽，还是他们头脑中的某些常识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嘉庆帝到塞外木兰秋狝，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到达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死去。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新继位的道光帝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命令以每天800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