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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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总督巡抚的折差顺道带回。　
　　各衙门每天送递官员奏折与取回皇帝批复也在此举行。清震钧《天咫偶闻》说，每日零点，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各派一位笔帖式持奏折到景运门内九卿房连同本衙门的印片一同交给奏事官转交给奏事太监转送御前批阅。此时不过凌晨两点。旨意批下与否，要看乾清门前白纱灯的位置，只要白纱灯从石栏上挪到了台阶上，就证明旨意很快就要批出。不一会儿，奏事官捧折出来，高呼“接事”。各衙门信使齐集，叫到哪一衙门，这一衙门的人上前，奏事官手付折匣口诵旨意，或“依议”或“知道了”或“另有旨”；虽发送上百件，决无差错。　
　　清朝御门听政虽然一个月至少举行六次，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决非朝廷重大事务的决策会议。皇帝要实现统治，要拥有高层小范围的讨论和决策系统，这才是皇朝权力的核心所在。以明嘉靖皇帝为例，他可以二十年不举行常朝的各种仪式，却不可能不见行政首脑内阁大学士。虽然不见朝臣，朝廷大权却一刻也未放松。　
　　　
　　清朝皇帝召见官员　
　　　
　　清朝皇帝比较勤勉，基本每天都要召见大臣商讨国家政事；分集体召见和个别召见。除非遇到紧要关头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召集王公大臣举行御前会议之外，日常办公集体召见的主要对象是军机大臣，个别召见的对象则是应召而来或递牌求见的大臣。皇帝召见大臣谈话，俗称“叫起”，老北京话读作“叫起儿”。凡是留牌的官员，被宣召时，一律称叫某某，直接称名而决无大人官职之类的尊称。“叫起”又称“见起”，发声时亦带儿音。“起”实际上就是一拨两拨的意思。　
　　皇帝每天要接受两次递牌，早晚各一次。官员、嫔妃所递的牌子为木制长方形小牌，牌的顶部涂成绿色，以下书写官员的职名。嫔妃的牌子大致也是如此，不过有的是顶部镶上绿玉片制成，上书宫号名位。两种名牌皆俗称绿头签。官员递牌子在景运门，先交给外奏事处，转给内奏事处由太监送到御前。皇帝决定召见谁就翻谁的牌子，没有被翻到牌子的，就要退回，官员拿回牌子，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留牌的官员进景运门内等候，按先后次序被叫进。　
　　皇帝在暖阁内坐南沿炕，带领太监为召见官员挑帘以后，迅速离去，在院子里站得远远的，以听不到屋里谈话为距离。晚清李莲英的故事传说常常造成人们的误解，以为清朝的太监干政也十分严重。其实，清朝人解决太监干政的历史疑难问题是最成功的。李莲英虽得慈禧欢心，但并没有获得参政的机会，更不用说掌权与弄权了。无论何时何地，制度都不允许太监旁听皇帝与大臣之间的谈话。　
　　被召见大臣一进暖阁门，立即行跪安礼。跪安是皇室的礼节，普通旗人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有人以为跪安就是跪地磕头，其实不然，跪安的做法是：官员进来，先是一个立正，左腿向前迈半步，右腿跪在地上，跟着收左腿跪下，上身直立，称颂“臣某某恭请皇上圣安”。随后站起来走到皇帝跟前，跪在预先放好的白芯红边的垫子上，开始君臣之间的谈话。谈话中间，如果引起皇上怪罪，就要自己摘去官帽放到地上，就地磕一响头，表示谢罪有负圣恩。并没有罪该万死之类的套话。如果受到皇帝嘉奖，就用磕头表示谢恩，也不说谢主隆恩的话。此时不必摘帽，磕头也不用触地。问话汇报完毕，皇帝说“下去吧或跪安吧”，进见官员站身起来，原地再行跪安礼后，倒退几步，转身出门。　
　　清朝皇帝日常办公经常性的集体召见的只有军机大臣，有时一日之内还不止一次。军机处位于内廷乾清门以西的月华门外几间值班房，显得比较寒素，然而权力却令人瞩目。军机处一般由五到七位官员组成，首席的大臣称为领班军机。列于末位的，俗称挑帘军机。军机大臣被召见时，挑帘不再由太监担任，而是由末位军机在走到殿门前时，从队尾向前快行几步把帘子挑起，众臣鱼贯而入，然后跟进。进暖阁门也同样如此。皇帝坐南沿炕，在炕前依次错落排开垫子，军机大臣各按自己的位序跪在相应的垫子上。集体召见时，被召见官员彼此之间是不能谈话的，更不用说争论了。譬如皇帝问甲话，甲不知道，正好乙知道，未经皇上垂问，就插话回答，就是君前失仪。现在许多清装影视剧常常出现官员在皇上面前争论不休各持己见的画面，是有悖于历史实景的。　
　　　
　　侍卫的黄马褂与恩赏的黄马褂　
　　　
　　各类正式朝仪中，随班侍卫都穿黄马褂。明黄色本属于皇帝专用，一般人得到皇帝赏赐的黄马褂历来被认为是殊荣。　
　　黄马褂分两种，一种是宫廷侍卫的职业着装称作职任褂子。另一种是专门作为赏赐使用的。两种褂子通体都是明黄色的，但其间存在纽襻颜色的区别，侍卫职任褂子的纽襻是黑色的，而赏赐的黄马褂纽襻是明黄色。一般而论，能得到黄马褂赏赐的官员必须是依靠军事建树。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才具备获得黄马褂赏赐的条件。譬如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进士，也点过翰林，两人以文官统兵，战胜了太平天国与捻军。曾经得到过黄马褂的赏赐。如果文官没有军事功绩，功劳再大，也难得到黄马褂的。文官得赐黄马褂始于乾隆十一年。只有朝廷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才可望得到赏赐。　
　　当代的清装影视剧里黄马褂泛滥，给观众造成黄马褂可以随意穿戴的印象。实际上，皇上赏赐的黄马褂，大都不是成衣，在更多的情形下，赏赐的同时可能附带衣料，也可能只是旨意的许可证。如果没有附带衣料，被赏的大臣可以找明黄色的江绸之类的衣料自己制作。高级官员拥有了黄马褂以后，基本上供在家中，很少穿在身上。　
　　　
　　清朝皇帝与官员的服装　
　　　
　　当代清装影视剧在服装使用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以皇帝召见官员而论，君臣穿戴都过于随意，甚至出现皇帝躺在炕上接见大臣的镜头。其实，凡是进宫的官员必须按季节按制度要求穿戴。从来不可能穿戴便服，一定都是官服。　
　　皇帝与官员的穿戴，统称“冠服”。冠服的等级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抛开内心教化不言，仅从礼制形式约束的作用上来看，服装是个人认同礼仪与教养的起点，是构成个人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成不变的眼装表示身份地位的制度思想，导致服装制作专在质料、颜色与饰物方面下工夫，几乎忘记了实用与审美。制度限制下的裁剪制衣技术过于泥古不求变化，样式单一缺少变化。因此，在稠人广众中，个人穿戴引人注目的程度，向来不是以样式奇巧翻新而是以质料上乘、醒目达到的。　
　　清装剧的穿衣设计，往往忽略了官场穿衣制度与各类服饰之间的区别和使用场合。传统戏剧演出流行一句格言“宁穿破不穿错”，实际上缘于官场。　
　　皇帝以至官员的穿戴，统称为冠服，分为四类；朝服、吉服、常服、行服。每类又分冬夏两式。此外还有雨服。朝服包括朝冠、朝袍、端罩、朝带等。吉服包括吉服冠、蟒袍与补褂。朝服与吉服都可以作为礼服。平日里，无论皇帝与官员都穿戴常服。常服就是普通的袍子外加补褂。行服顾名思义是出行骑马的服装，上面介绍的黄马褂即属于行服。　
　　皇帝日常办公或召见官员时，穿戴的应是常服冠。绝不会是明黄色的朝服或龙袍，这样的服装只有在正式的大典中才使用。朝服和龙袍也非通体一色，披领与袖头均为石青色。皇帝的常服分袍与褂，袍穿在内外罩褂。袍的颜色与花纹没有一定之规。褂的花纹可以随意，但颜色必须为石青色。头戴常服冠，分冬夏两种，冬季为上缀朱纬的折檐帽，顶饰红绒结；夏季以织玉草或藤竹丝为质，上缀朱纬敞檐，顶亦饰红绒结。与顶饰三层金龙珠宝的朝服冠和顶饰满花金座镶嵌大珍珠的吉服冠决不相同。更不会是瓜皮小帽。官员进见皇帝时的穿戴也以常服为主。　
　　袍的下端四开裾是宗室与非宗室冠服区分的重要标志。官员的袍则只前后开启。清朝官员穿戴最多的是补服，其次是蟒袍。　
　　补服是清朝冠服改动以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明代式样，只不过颜色起了巨大变化，明朝一至三品绯色，三至六品绿色，七至九品青色，清朝则无论品级如何，一律以石青色为正色，兼用红青、元青。两朝都是按品级、职权分类在外褂的前后心绣制图案。图案内容清朝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超品的王公服饰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公与不入八分镇国公，皆龙图圆补。亲王、郡王四团补。亲王两正两行龙，出自特恩可用四正龙。当代许多清宫戏中贝勒以下封爵穿四团龙褂，在当时绝不会出现。在服装表达地位方面，古人投以了巨大智慧，服装一旦与政治结缘，就失去纯粹的个性审美与生活意义，人们不会再等闲视之，更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穿戴逾制服装招摇过市而有意地给自己制造政治灾难。　
　　两性结合的最佳时刻——昏　
　　　
　　古人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以男女性别而论，男子属阳，女子属阴。以一昼夜而论，昼属阳夜属阴，显然一日当中阴阳两气始终处于变动状态，都经过渐起、极盛、渐落的时段而相交转换。黄昏正好处于两者转换时段，阳往而阴来与新郎前往将新娘迎来分别对应，赋予性别与时刻属性一致的意义。　
　　黄昏位于一天当中第十一时辰，晚7点到9点。当代人往往把黄昏时分理解成傍晚，与古人的时间指示可能存在较大出入。中国古代诗词使用黄昏非常频繁，比如人们熟悉的李商隐的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短短二十字绝句，用了晚，用了夕阳，用了黄昏，今人读起来总有重复之感。实际上，当明了古代时刻表示习惯以后，立即理解诗人旅游的时间顺序，下午三至五点是晡时，就是吃晚饭的时间，五至七点是日入，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所以称为夕阳，与七至九点的黄昏时分靠近。一般来说，一年四季，只有夏季的黄昏天色明亮，其他三季，晚7点以后天色已黑。晚9点以后称人定。人们大都上床睡觉了，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初静者，就是人定的初期，晚9点多钟。　
　　日入紧接着黄昏，结婚迎娶的确切时间——昏在日入以后的三商。一商大约十五分钟，如此计算应是晚7点45分左右，这是娶妻的最佳时刻。昔日不论贫富，很少有人在夏天结婚，一般选择秋后与初冬。秋后初冬收获丰富，天气渐凉，进入农闲时期，人们有了招待客人的食品，同时被邀请人也有了空闲出席。这对于结婚必摆宴席的民族来说是必然的时间选择，于主客两便。　
　　　
　　旗人结婚的时间与程序　
　　　
　　清朝旗人结婚与汉人在程序立意上没有什么显著差别，似乎更重视古礼，从平民到皇帝的婚礼分议婚、定婚、结婚三阶段。　
　　第一阶段议婚即《仪礼》所说的纳采问名。秦以前问名是问待嫁女成年之名，以便男方占卜是否合适吉祥。生辰八字流行以后，用庚帖代替，不再注重女子之名，大户人家当然有嫡出与庶出之分，却不可能通过问名实现的，类似信息一般是在议婚当中传递的。　
　　清代的议婚，皇子、公主、宗室王公都要经过皇帝指婚，所以指婚代替了议婚程序，一上来就进入过礼与迎娶的实施阶段。一般旗人家庭则自行聘娶，首先在门第家世等基本条件相互认可的前提下，双方过户帖又称为过门帖，大红纸上书结婚人各自的祖宗三代的籍贯、职官、功名等，如是旗人注明旗分佐领而没有籍贯。随之过子女的庚帖。庚帖就是临时制作的双方儿女确切的出生日期的证书，上列年月日时四项，都用天干地支两个字相配，俗称生辰八字，由专操此业的人批算。经过合算，无疑问，议婚即告成功，如果不合，则互退庚帖，各自另谋他路。　
　　订婚程序分小定和大定两步骤。小定日婆家由被称为全福人的中老年妇女前往女方家送定礼。汉人重视戒指，家庭富足还有坠子、镯子、圈子等首饰。戒指其实就是戒止行为的意思，只要戴上未来婆家送来的信物，就要更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表示已经有了归宿。旧日只要放了小定，这家的姑娘就不能再另外选择他家议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再与其他家庭联络议婚，就犯了时代伦理大忌。招致社会谴责或诉诸法律在所难免。小定之后，举行正式的定婚仪式，通常在拟订迎娶日期的前一百天以内。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聘礼或日彩礼送至女方家，同时将迎娶日期确定并知会亲朋，将古代的纳征与请期合并为大定礼，由全福太太代表男方前往女方家放大定。大定礼把迎亲日期、仪式确定。当天参加双方聚会的人，等于接到通知，未出席的则由各自再行通知。人们接到通知，就要预备礼物了，尤其女方亲友一定要赶在送嫁妆之前，把礼物送至女方家，俗谓之“添箱”。　
　　旗人重如意，无论小定还是大定都送如意而非戒指。人们多以象征吉祥解释如意，虽然不错，似乎都没有解释到家。如意是警物，提醒人们要记住不如意的时候更多更容易发生。如意为什么要做成一头平直一头弯回的形状？我上中学时听吴源清先生讲如意寓意极其精当，至今记忆犹新。从平头开始向前畅行无阻当然如意，到了中间仍然平坦通达，仍然觉得如意，还想如法炮制，再往前行就碰壁而返不能如意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别老想着自己如意，总希望如意必经常遇到不如意，惟有深知不如意乃人生常事并平静地接受现实的人方能如意。旗人在放小定与大定时，皆送如意，放在匣中送去。行聘当天，待嫁新娘端坐在炕上，婆家派来的全福太太，将如意直接放到姑娘的怀里。除了如意之外，大定的其他礼物与汉人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