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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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炕上，婆家派来的全福太太，将如意直接放到姑娘的怀里。除了如意之外，大定的其他礼物与汉人相差无几。
在迎娶的前一天或当日，女方家要将嫁妆送往婆家，这是整个结婚程序中，女方唯一一次主动登男方家门，是在社会上展示娘家身份地位与财富的绝好机会。财力之外，家长的文化价值观与对人生的认识决定了嫁妆数量。譬如晚清曾国藩教子有方，要求儿女衣必常人之衣，食必常人之食。嫁女陪送不超过二百两白银。二百两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不算小的数目。然而对于大学士之家，就显得寒酸了。曾国藩过世后，夫人恪守夫训，嫁女仍以二百两为限。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出席侄女婚礼，表示怀疑，当时开箱验看，果然不过二百两，以为过于寒素，自己又加进二百两。
嫁妆亦以抬论。一份是六十四抬，称为全堂，半份三十二抬，又称半堂，栏杆桌下穿一木杠，两人一抬，桌上绑上所送物品。一件一抬，譬如全堂家具，桌椅箱柜等，小件的二人一抬，大件的四人或八人一抬。富贵讲究的可以达到几份。贫穷简单的用窝脖脚力，即单人背驮。女方在送嫁妆队伍出发之前，一定要在大门外口亮嫁妆，衣箱都打开，以示充实，四季衣裳应有尽有。日常用品比较容易运送，也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展览，而不动产则不能搬移，譬如陪送住宅或耕地等，怎么表示呢，如果是四合房就在栏杆桌放上一块红绸缠绕的房瓦，如果是耕地就放上红绸或红纸缠绕的土坯砖，如果是买卖字号，则放上复制的牌匾。有时候抬数多并不代表价值丰厚，因为送嫁妆要求一物一抬，哪怕一个痰桶也要独占一抬。这与一处住宅和若干亩耕地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投入巨资用于嫁妆的事例极其希见。就是娘家有此实力，在家族同姓观念深厚的时代，也不会轻易的便宜外人。嫁女舍得投资的家庭，大都存在着特殊原因。想来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子嗣乏艰后继无人，乐得做顺水人情；二是子不成才游手好闲难承家业，与其让偌大的家产眼睁睁地毁于败家子之手，倒不如赠与女儿一部分；三是转移财产，防备日后的变故；四是爱女心切，提高她嫁过去以后的家庭地位；五是变相的赠与形式，改善婆家的经济状况。
财产交割本应是两家之间秘密进行的事，露富一向是处世的大忌，为何非要在社会中搞得人人尽知不可，检索其因，除了满足炫耀心理，为女儿作脸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婚前财产公证的形式。对于出嫁后的女儿在日后生活中掌握这些财产尤有帮助。在处理结婚陪送财产问题上，传统的做法大都是让女子自己掌控从娘家带来财产的分配权。虽然婆家顾及脸面，不愿沾上依赖陪嫁财产而富的恶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只算计金钱而不珍惜面子的大有人在，面对巨额财产，不由得不生奢羡之心，变相转移在所难免。在无法律公证婚前财产，女子又无离异自由的时代，亮嫁妆与送嫁妆的隆重仪式，无异于公开了财产清单，保证了财产足额不被移花接木或巧立名目的侵夺。
送嫁妆之后正式迎娶仪式举行。这就是《仪礼》的最后一个程序亲迎。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婚礼。清朝旗人重古礼，迎娶新娘在夜间，遵循《士昏六礼》“以昏为期”的规定。
旗人贵族结婚，新娘上轿之前要穿婆家事先送来的旧棉袄。棉袄越旧越好，如果家里没有，找亲戚至交去借。当然，外面还有色彩鲜艳的罩褂。脚下所登的是蓝布鞋。清朝人以蓝黑为正色。迎亲仪仗比较特殊，虽然也预备仪仗队乐队，却是设而不作，并不发出响动，由于迎娶在晚间，仪仗执事以贴喜字牛角灯为主，隆重程度由使用数量上表现。有品级的官员不得过六对，无品级的官员平民不得过四对。晚清制度松弛，贵胄豪富之家竞逐奢华，在使用数量上激增，从十六对直到一百二十对。
迎娶一定要赶在子初之前将新妇迎进家门。如果过了这一时刻，新郎与新娘行过合卺礼之后，就必须退出，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可同房。子初就是晚十一点，古人认为过了此刻，即将迎来第二天，由于阳气渐升，不利于阴阳平衡，所以不惜忍耐一天。
旧日传统婚礼没有男女两家亲朋聚到一起共同庆祝办的，娶媳妇与聘姑娘是两码事，分开举行。女方亲属至交由本家招待，绝不可能随花轿一同都到婆家吃酒，甚至挑礼寻衅故意难为婆家。婚礼的主办人是新郎的父亲，发出邀请与接受祝贺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儿子。娶媳妇的全程实际上一直是家长操办，而儿子只作为婚姻实质的承受者出现。在必须出面时才出场。娘家人到婆家吃酒，通常在迎娶的第二、三天，要等看到婆家门前挂出证实新妇贞洁的“挂彩”以后。
洞房花烛与新婚三日无大小
常听到一句婚礼用语叫作“新婚三日无大小”。它可以追溯到久远。《汉书·地理志》：“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清平步青《霞外捃屑》讲，合卺之夕，亲戚朋友伙饮彻宵，拥众入房披帷搜枕。名曰“闹房”。亵狎渎乱，伤风败俗。此其甚也。说来也不奇怪，人类的规矩是自己加到自己头上的，乡村的习俗，到了城市，尤其中上层人家，就未见得流行。对于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状态的中国乡村来说，农民生活环境封闭，社交始终是件奢侈的事。社交方式无外乎年节亲朋往来聚会和婚丧嫁娶。一村之人，沾亲带故者多矣，所以一家办喜事，基本可以说是倾村参与。不管是否出于情愿，只要参与，就得花费。既然花费就存在值与不值的问题。因此，在婚礼上大吃大喝尽情享乐是很自然的事。婚礼的喜庆性质营造了宽松气氛，即使主人心存不满，也要敷衍周旋，保证婚礼平安顺利的结束。对某些过分行为听之任之。所以，“三日无大小”的特定意义是指可以暂时放下规矩或是放松规矩而言的。
新房一般只是一间，即便皇帝大婚，新房设在坤宁宫东进间，也不过两间而已。新房在迎娶之前先要响锣三下，然后把门关闭，谓之“响房”。新妇娶进以前，不再开启出入。婚礼最重要的仪式实际上是在比较隐秘的空间内进行的。他人难得进入，即使允许进入，也难容过多的人。新人结拜在大堂正厅举行出现得比较晚。生活在哪一时代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规矩，也不会主动提出类似的要求。婚礼祝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吃喝聚会与向主人道喜上，与见不见新娘没有关系。至于拜见父母则在次日进行，甚至更晚，古礼“娶妇三月，始见舅姑”（指公婆），后来改成三日，又改成第二日见父母，当天未必见公婆。时下婚礼搞得隆重铺张的比较普遍，婚礼消费多少也可以起拉动内需的经济作用。不过要时刻警醒乐极生悲可能发生的悲剧，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期望目标愈高，程序愈复杂，伴随的风险就愈大。场面一大，来宾必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调控不力，难免节外生枝，喜事变悲剧方面的事例常常见诸于报端。
人类随时随刻需要幽默与玩笑，不然生活沉闷刻板自然觉得索然乏味。不过幽默与玩笑相比，前者可能是无止境的，后者就必须掌握一个度，不能为所欲为。玩笑开得过度，不免走入人格侮辱与道德践踏的歧途，能把挺好的朋友关系搞僵弄散。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实在得不偿失。
新记《大公报》旧事拾零
邓炘炘
图书馆保存着历史。那天上午，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USCEast Asian Library），我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引出若干线索。
书是陈纪滢写的《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出版。馆藏的这一册是陈纪滢题赠给陈锡恩的，扉页上写着“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弟陈纪滢（印章）拜，一九七五（六四）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从来没人借阅过，寂寞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些年头了。
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他1926年在天津与吴鼎昌、张季鸾三人共同重组出版新记《大公报》。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该报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广大。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报馆经营活动，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工作。在《大公报》后来的岁月中，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工作最多，相对出力最大的。他1889年出生，1949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
陈锡恩（Theodore Hsi En Chen）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1938至1974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出版过《毛泽东的教育革命》（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陈纪滢是新记《大公报》旧人，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抗战期间，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1949年去台湾后，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大公报》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属于“私底兼职”，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不算报馆正式职工。他对《大公报》也一直以“客卿”自称。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大公报》的书，自认为《胡政之与大公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平心而论，就总体来说，该书的分量和价值，并不像陈纪滢自诩的那么高，不过书中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情况，比如他如何受报馆委派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调查，采写“九一八”两周年特刊的情况，《大公报》编辑部夜班运转情况纪实等。书中特别提及胡氏遗孀后来的一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内容。
陈的文章1973年先在台北《中华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掌故》月刊上刊发，然后才正式出书。胡政之的遗孀胡顾俊琦在美国看到这些连载文章，给陈写来了信。胡夫人的来信前后总共四封（1974年2月27日、4月18日、6月6日、8月22日），时间跨度6个月。该书1974年12月正式出版时，陈将四封来信收入题为“胡夫人的四封信”的代序之中。
据胡夫人的信讲述，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后，她于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她佯作上街散步，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直开南市火车站；在那里购一张普通车票来到广州。当时卧铺票需预定，而且须接受查问。她从广州又设法到了香港，沿途细节没有讲，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因系偷逃，她当时除带少数川资之外，身无长物，胡的所有手札书籍皆抛弃了。
顾氏是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她是民国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的内侄女，出身名门，接受过高等教育。陈纪滢说她“气质不凡，端庄蕴藉，受人尊敬”。但也有其他人的回忆文章说，她婚后“使家庭不和，在报社也引起了许多纠纷”；“嗜权贪钱，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大公报》股票”，“胡当时重病于床，听她们日夜争吵，备受折磨”。这些不论真伪，皆成过去。
顾氏与胡政之育有一子，她出走时小儿德生只有八九岁。后托请友人帮助，将其幼子带出，在美国接受教育，再工作结婚育子，自立家业。顾氏当时一人独居纽约，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前中国银行）做一雇员，自言“聊资糊口而已”。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顾氏与他们没有通信联系。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弟选之全国解放时在上海做些生意，“三反五反”后断了音信。其兄一直住在成都老家，原有田产百亩，土改时被分掉，幸未受到很大冲击。
胡政之死后，其遗孀的情况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在台湾也是如此。陈纪滢接获顾氏来信，也感到非常意外。顾氏在信中自述，当时身体患胃病及胆结石，饮食减少，体重短期内骤减20磅，虽身体精神状况皆差，但是因工作关系不能休息。6月中旬，她人院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因术中麻药过量，伤及肺部，高烧不退，转入急症病房救护，三周后方才见好，转回家中休息。出院时仍有高热，一段时间后才逐渐退去。8月中旬，她虽身体虚弱，但已支撑上班。
顾氏是在纽约中国城书铺中偶然购到有关连载文章的中文报刊，当时距胡政之去世已经有二十年多了。这些文字引发了她的回忆和感慨。她在信中说：看了文章，“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躯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七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地“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大陆是没有人敢写胡政之的。从那时到现在，30年又过去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胡政之纪念文集》也已于2002年在内地正式出版。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看来，内地学界业界对胡氏的评价正愈加提高。
我与书
潘小松
中外都有喜欢书的人把藏书的癖好归因于基因。我倒是这个说法的信徒，但在自己身上无从验证。无论怎样努力挖掘，我的基因里都没有藏书的踪迹可寻。一定要附会一下的话，我父亲是个喜欢杂览书籍的人，青壮年的时候笔头还曾经不错。我读过父亲写的东西，也见过父亲读的书，那标准放在今天来看也还算高的，至少比很多以读书写书为职业的人强。父亲是冬天踩着牛粪取暖过的人，参军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在革命队伍里扫的盲。这个来自苹果的家乡、生平第一个苹果却是在解放了的上海品尝的年轻人居然在部队扫盲工作中立过一等功。我见过这本立功证书，那是连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