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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期-第24部分

小说: 2007年第1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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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王先生继承我国“文史一家”的优良传统,多年来致力于文史结合的写作,追求把史学文学化,把文学史学化。这部新作,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全书采用随笔、散文的笔调写成,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内容生动、形象、有趣,文字清雅、劲健、自然。这种文学化的史学作品,不仅让人看了就明白,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历史的熏陶,智慧的启迪,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它比通俗化的史学作品更有品位,因此当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飞人寻常百姓家”。 
   
  (《看了明朝就明白》,王春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 
回首科举,看把读书人宠的
张诒三 
  生长在新中国的读书人,对久已远逝的科举制度自然没有什么感觉。就算有些印象,也往往不是好印象!即使恢复高考之后,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的人,说起科举制度,也是认为它害人非浅,残戕了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青春、才华和毕生的精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学语文教材上关于古代科举制度的课文有两篇,一是节选自《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再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很多人都能按老师讲授的那样认为:范进和孔乙己都是旧时代科举制度的牺牲品,科举制度到底怎样害人?看,科举时代的成功者如范进,他差点疯了;失败者如孔乙己,居然成了乞丐! 
  那么,自隋代兴起、唐代大兴,一直盛行于宋辽西夏金明清、贯穿中国几个王朝、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果真不是使人发疯,就是使人成为乞丐吗?近读《中国的科名》,使我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如果读书人在历史上曾经风光,曾经被皇帝、官员和社会大众宠爱过的话,那还就是科举时代!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以解释“科名”为主要内容。“中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一千余年的工夫,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这些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一个名词曰科名。”(序)但它不是一般的字典辞书,而是以散文化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细节。尤其科举制度带给读书人的荣耀,当时社会对于科举考试和读书人的关注,让人体会到读书人曾经被宠爱、被炒作的热闹与得意。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要参加了科举考试,即使考不中,其身份也发生了质变:如“童生”,“从前读书人,经过考试不得进秀才者,方名日童生。尚未经过考试,虽一生读书,也只名曰白丁,就是将来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也不得称为童生。”(第5页)成了“童生”之后,就受特别的对待:“一是偶遇诉讼事情,写状纸时,写告状人某人,平常人须写民人某人,童生则可以写童生某人,过堂时,因无科名,固然也须和平民一样的跪着回话(监生、秀才因有顶戴,故都不跪),但县官问话时,则终较比平民客气。倘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童生(前边说过,进不了秀才,虽考多少次,多大年纪,都永远称为童生,从前有讥讽童生的一副对联曰:‘人生七十还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如果是不关重要的案子,或只作为证人等等,则县官可以命他立起来回话,这便是极大的体面,但无命令则不许起来。若平民则无论多大年纪,县官也不许命其立着回话,因为这是体制,县官也不能随便违例。”(第7页)“三是去世之后,神主可以写待赠登仕郎……什么叫做待赠登仕郎呢?……登仕郎是一种品阶的名字……五品以上称大夫,以下称郎,最高者为光禄大夫,最低者为登仕郎……从前每遇朝廷有大庆贺事,万寿大婚等节,对于全国官员,例有封典,即是本人是什么官,则亦封其先人为同样的官阶。比方子为尚书,则当然便是光禄大夫,乃封其先人也为光禄大夫……什么叫做赠呢?就是本人受封不能叫做封,须叫做授,实授的意思,先人受封,存者名曰封,已死者名曰赠。”(第8页)看来,只要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生不得仕进,子孙中也有仕进的可能,可以“待赠”了。 
  科举那时候,连有钱人都羡慕读书人的荣耀呢!但他们不读书,不能由科举取得个“科名”,咋办?可以花钱买嘛!这就是“监生”,“监生者,国子监肄业生也,简言之曰监生。国子监者国学也,实乃国家的大学之义,晋朝始有之,名曰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在国子监读过书者,可以说都是真正监生,但是这些事情,都早已成为虚文,年久已不实行,偶尔行之,也没有真正到国子监去读书的,乃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了。”(14页)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监生”大多是花钱买来的,“最初是因为给国家捐了些款,于是就命他在国子监中读书,日后也好有个出路……后来捐的监生,不但不能在国子监读书,且连国子监去过都没有,只是一种头衔名目而已。”(第15页) 
  这是沾了科举的边儿,就有几分光荣的。至于真正考中的,即使是个普通的秀才,也光彩照人。一旦中了“秀才”(正式名称是“庠生”),“他在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最高的地位,因为进士都去做官,举人居乡者也不多……乡间常见有顶戴之人,多是秀才,大家对他的称呼,总是先生二字。有许多事情,必须要用秀才,例如结婚时亲迎之伴郎,稍有钱之家,便必须请两个秀才,而女家所请陪伴新郎之人,也必须秀才。再如丧事之赞礼(吾乡名曰礼教),也必须用秀才。尤其是知县有公事下乡,虽有绅士,但陪知县起坐之人,也必须用秀才……还有一层,就是以上这种种工作,都有好的吃,这是社会中第一羡慕的事情……又有两句谚语曰:秀才吃得真是美,小米白面偎着嘴。”(第40页)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科举时代,整个社会对于知识阶层的敬重。至于高中举人、进士的,那种场面,可想而知了。《范进中举》中的描述还算详尽:亲朋祝贺、邻居送钱,实在是一步登天! 
  科举能够给读书人带来荣耀,整个社会对“科举”考试的关注自然非同一般。举人、进士考中后会怎样风光,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有印象,即使中个秀才也要惊动四邻。“凡应考士子,进秀才之希望较大者,则其家中之人,到这天夜里,一定不睡,要等候喜信。稍宽裕之家,打点酒,弄几样菜,请友人来一同饮酒等候。这个名词,叫做候榜。倘报喜的人一到,则不但本家夜间都要起来共贺,连街坊四邻也多起来道喜,请看社会对此有多么重视!”(第36页)看来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作为社会的炒作重心,每逢科场开考,牵动多少人关注,一如今天的足球赛或“超女”选拔赛! 
  举人进京考进士,应是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赴试。“提到进士二字,那受国家的抬举,社会的崇拜,就比举人程度又高多了。不必说已经中了进士之后,就是未中之前,在赴考的时候,就受到国家种种特别的优待。由家乡到京师,沿路都有公家的车船供应。这个名词叫做公车,举人会试日上公车。”(第109页)后来也引申指乘坐公车之人,即“举子”,“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上书即称为“公车上书”。举子们“一路乘车乘船,前边总要高挑一面黄旗,上写奉旨会试四字,路上无论经过什么关卡水闸等,都不许留难。比如御河(疑当为运河——引者)山东临清关之水闸,非有运官粮之官船经过,不能随便开闸,就是有官员经过,也得督抚钦差等等,或本地本管官员,才能随便叫闸,稍低级之官,便不能叫,你叫他也不开。可是若有会试的举子叫闸,那是非开不可的。不但官场如此,就是强盗路劫,遇到他们也要退避三舍……平常路劫难得破案……若抢夺了举子的东西,则不能这样简单:若金钱被抢,则县官可以自己赔出来了事;若书籍等等被抢,那是非找回来不可,否则举子可以坐在该管县衙门等候催问,倘该县稍不尽力,则举子不但当面可以申斥他,而且进京后可以嘱御史参他,所以非破案不可。”(第110页) 
  还有一段历史故事:“乾隆年间卢沟桥税关一案……实迹是这样的:全国税关,多是相当凶横……北京的崇文门税关尤甚,卢沟桥是崇文门的分卡……一次有一旗人,由外省作总督回京,所有行李在卢沟桥被税关勒索了几天还不算,把东西也毁坏了不少,该员大怒,于召见时奏明。乾隆说,你们作外官发财回来,分给他们几文花花,也没什么大关系……由这一来,税关上人员越发得了脸……次年春天有几个会试的举子,路过卢沟桥,税关人员当然是强横勒索……甚至把举子也打伤,把书籍等也毁坏。”举子们自然进京告知同乡御史,参了一本。“乾隆大怒,下了一道上谕说,税关凶横,早有所闻,乃至朕这们几个穷念书的(记得原上谕是这样说的),也来留难勒索……着该监督查明行凶之人,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于是杀了三个差役,当然一堂官员,都担了处分……有这以来,会试的举子就更受优待了,不论路过何种关卡,都受特别招呼,有的送点礼物,有的请吃一顿饭,阔的关卡,还要赠点川资。”(第111页) 
  阅读至此,不禁想起笔者经历的一段“传奇”,1999年春去武汉大学考博,大约凌晨四点多钟,车过夏邑,感觉被人挤了一下,一惊醒来,看见四个小伙子匆匆跑向另一车厢,此时车上睡倒一片,我登时感觉不妙,大约是被人做过手脚了,一掏西服内兜,那只装有准考证的信封不见了,立即跑去找那四个小伙子,拉着他们要准考证,他们瞪眼说:“准考证?没见!”我好说歹说,拿出50元钱,表示买回也行,那些哥们儿倒也义气,没有要钱,给我说:“凳子底下,你找找。”回来一找,果然在凳子底下,已经揉成纸团了。掩卷而思,不免感慨,今非昔比,天壤之别啊!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宠爱哪一群体,自然有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但倘若社会大众过分宠爱那些不值得尊崇的人,则往往出现“被宠坏了”的现象,前几年一电影明星在旅馆打了女服务员几个巴掌,原因只是“老子有钱”!靠扮演大人物成名的某演员,某年往山东菏泽灾区赈灾义演,名为赈灾,但自己一毛不拔不说,还卷灾区的几十万而去。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受宠有加,被宠坏了以至成为贪官污吏、权臣奸佞的自然难免,秦桧、严嵩是其代表;但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能够面对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崇敬承担起“行为世范”的责任,处治世则作清官廉吏,遭乱世堪为忠臣良将!宋代的包拯、文天祥,明代的海瑞、于谦、左光斗、史可法是也。《中国的科名》对这一点讲述不多,但也略有涉及。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江苏人),参加乾隆某科的殿试,本为第一名,但同时的第三名为王杰,陕西韩城人。“卷子规定后,还未标写名次之前,乾隆忽然问各读卷大臣,在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答未经出过。乾隆说,如此则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于是便把王杰中了状元,赵翼便为探花。”(第144页)王杰如此被宠,自然知恩尽忠,“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正是和坤正当权的时候,但他向来看不起和坤,同在军机处,除公事外,绝不与和坤交谈,永远自坐一隅。一次天寒,他自搓其手,和坤说中堂的手真好。他回答说,手虽然好,就是不会要钱。和坤当然很恨他,但因皇帝对他很好,只好听了他的。像这类的情形还很多。年老告辞还乡,乾隆特命皇子与之设宴饯行以荣之。并赐他的诗,中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实实录也。”(第145页) 
  科举制度于1906年废除,至今已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范进中举后疯了一阵,那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被宠的结果,现在送人一个博士头衔,带给人的兴奋也绝不会达到疯的程度;孔乙己穷得吃不上饭了也要穿着长衫,他不是舍不得那件油渍麻花的外套,而是舍不得丢掉“读书人”的身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标记是上衣口袋里别上一、两支钢笔;七八十年代则可以带上一只手表,如今手机都普及了,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读书人、文化人的区别性特征的?前几年流传“校徽可以防盗”的笑谈之后,谁还以读书人、文化人自居而引以为荣?科举时代远去,读书人曾经的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影星、球星和“超女”! 
  但是,面对这些,你可千万别说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笔者感觉,恰恰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读书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与炒作重心,最关键的原因是:读书人多了。尤其是近几年,高等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了普及化大众教育,真的假的也好,实的虚的也罢,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了,谁宠谁呀? 
  (《中国的科名》,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从《万历十五年》到《乾隆一日》
李国涛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为它的出版三十周年,中华书局还出了新的一版,叫“增订纪念本”。我又读一次。日前看到一本《乾隆一日》,听说很有趣,我买一册,读了。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以年为史”,这书则是“以日为史”,它选的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极平常的一日。从我读这书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很有趣,很受益。但我觉得它不像“史”。如果“以日为史”,那一日必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比如,1919年5月4日,可以为史,即“五四史”,而且已有过类似的史著。又比如,美国的“9·1l”也可以写成一个特殊的“一日史”。这一日如果是任取的一天,没有重要事件,那就很难成“史”。一年就不同了。一年对历史而言虽短,如选得好,可以承上,可以启下。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毕竟还是较多,可以有,而且必定会有,较为重要的。《万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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