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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给艺术两小时-第28部分

小说: 给艺术两小时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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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
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
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
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
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
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
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
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
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
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
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
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
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
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
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
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五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
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
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
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
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
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
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
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
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
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
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
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
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
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
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
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
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
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
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
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士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
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
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
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六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他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
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
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
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
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
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
大力士。

                      (以上摘自《太阳下的风景》)

                                   七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过一件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
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弄出些意见来的。他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
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个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
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
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有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
梅兰芳的“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
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
    由于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致于变成“向
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的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
能还夹带着一点昵爱。到了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
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
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他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在历史的嘲讽中
他忘了自己。

                                   八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
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
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
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典型,
命中率一定会是很高的。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
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30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绩,就这点看,说他是个老老实实、
勤勤恳恳的一直工作到咽气的研究者,怕还不过分吧?

    文学在他身上怎么发生的?
    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禀赋,他的际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闪即过
的机会的火花,这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
    在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上水边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时代,水跟船
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
己未来命运的严肃的“执著”。
    他说的那本“大书”,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的用功勤奋,特殊的记忆力,
都使他成为以后的这个丰盛的“自己”。
    他成为作家以后的漫长年月,好像就没有什么认真的玩过了。他也不会玩,他
只是极好心、极有趣地谈论,传达别人的快乐。为别人玩得高兴而间接得到满足,
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了解这个特点。
    他敏感于幽默。他极善于掌握运用幽默的斤两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诚实而守信。拥有和身受过说不尽的欺骗和蒙受欺骗的故事。却从不自我欺
骗或欺骗别人。他顽固的信守有时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当常常成为
家中的笑柄。

                                   九

    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
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
子了。如果早20年给他这种完美的工作环境,他是一定不会辜负这种待遇的。
    眼前他只能坐在藤椅上了。熟人亲戚到来,说一点好朋友近况,他听得见,却
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细微的声音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的反应。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
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
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
叫做书法广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1921年,他是1902年出生的,那时19岁整。
    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因为石头太好,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
神气!永玉60多岁也写不出……”
    他转过眼睛看着我,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
    更早些年住在另一套较小的房子的时候,英国B.B.C的《龙的心》电视专辑摄
制组访问过他。他精神好,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话,有些话十分动人:
    “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
成’,……克服困难去‘完成’。”
    又说:“……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有一次我也在场,他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泄气干什
么?咦?怎么怕人欺侮?你听我说,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
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十

    在从文表叔家,多少年来有一位常常到家里来走动的年轻人。后来又增加了一
个女的。他们总是匆匆忙忙地挟着一大卷纸或一厚叠文件包,再不就是几大捆书册
进屋,然后腼腆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和表叔到另一屋去了。
    这种来往多久开始的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只是至令才觉得这两位来客和我一
样都已经老了。那还是从文表叔逝世后的有一天偶然地见面才猛然醒悟到的。
    作为我这个经常上门的亲戚,几十年和他们两位的交往的关系,只是冻结在一
种奇妙的永远的邂逅的状态之中。我们之间很少交谈,自然,从文表叔也疏忽让我
们成为交谈的对手的时机。三方都缺乏一种主动性。
    解放以来从文表叔被作贱、被冷落、直到以后的日子逐渐松动宽坦、直到从文
表叔老迈害病、直到逝世,他都在场。
    表叔逝世之后,我们偶然地说了几句也是有关于表叔的话。他说:
    “……我每一次来,也没让他见着我,我站在房门外他见不着我的地方,……
他见着我会哭;他说不了话了……”
    听说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另一位女同志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敢用好听的话来
赞美他们;怕玷污了他们这几十年对从文表叔的感情和某种神圣的义务。

                                  十一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
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
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恩全集”(不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选”,还
有“鲁迅全集”,记得还有“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
架。
    我家里当然也有一些这类的书,但没有从文表叔家的“全”。他是真正在革命
大学毕业的。我不是。说老实话,对于“毛选”四卷喜不喜欢都要认真学习之外,
其他的马列书籍我有时也认真地翻翻,倒是非常佩服马恩列知识的渊博、记性和他
们的归纳的力量。斯大林的文章每一篇形成和反映的历史背景以及挥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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