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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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卒年会战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论争，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
第八次论争：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棠村序文”
《红楼梦》卷首“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以及早期抄本有些回次正文之前的附加文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向是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许多红学家都倾向认为，这些文字是脂砚斋或其他批书人所写的回前总评，胡适、俞平伯等都是这么看的。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始提出这些通常被看做回前总评的文字，实际上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随后作者又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吴世昌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甲戌本第一回列举书名一段上面的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研究者一般都主张，“故仍因之，是指《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曾有过《风月宝鉴》一名，现在为了纪念棠村，就把这一书名保下来了。吴世昌则认为，“睹新怀旧”的“新”，指的是“增删五次”之后的新稿，“旧”是指“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所“因之”的是棠村为旧稿写的序。这一解释诚然与众不同，但支持者寥寥。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家伊藤漱平先生于1962年，在第八号《东京支那学报》上撰写《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的专文，向吴世昌提出商榷，仍认定每回正文前的那些附加文字是脂砚斋所写的回前总评，而不赞成关于“棠村序文”的说法。对此，吴世昌先生在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上发表《论石头记中的棠村序文——答伊藤漱平教授》的文章，一一加以辩驳，坚持己说甚力，且措词尖锐，态度不容置辩。伊藤在文章中采取逐回考察总评的方法，证明吴世昌的棠村序文说不能成立，吴世昌说这是“最无理的论点”，绝不能容忍。他写道：“我和伊藤素昧平生，彼此无恩无怨，真不知道他何以要这样和 我过不去。”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201至第217页。
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在发表吴世昌的答辩文章的同时，也刊载了伊藤氏的答吴世昌的反驳的文章，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第十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订补——兼答吴世昌氏的反驳》。两位不同国度的红学家辩难析疑，争论得不可开交，中外学术界都为之瞩目。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废艺斋集稿》的真伪
《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1973年，吴恩裕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以《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为题，发表长篇介绍文章，曾在红学界引起轰动。据吴先生说，这部佚著共分八册：第一册是关于金石的；第二册题目是《南鹞北鸢考工志》，专讲扎、糊、绘、放风筝；第三册讲编织工艺；第四册讲脱胎工艺；第五册讲织补；第六册讲印染；第七册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第八册讲烹调。原稿系抗战时期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从一清皇族手中所买，借给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任教的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向吴先生提供材料的抄存者孔祥泽，是高氏的学生。现存留下来的部分，有《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9至第27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雪芹在“自序”中称，他编写《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董序亦说：“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如是，则《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可见一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记录了雪芹晚年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一些情形。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对研究曹雪芹思想，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有重大意义。
红学界很多人看了吴恩裕的介绍，都认为可信，希望《废艺斋集稿》未发现的部分能够重新找到。日本新闻媒介为此作了报道，以便在日本发现有关线索。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1973年5月，陈毓罴和刘世德写出了质疑文章，对吴恩裕的发现提出种种疑点。他们说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上看，“曹序”、“董序”、“敦记”三篇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因而不可能是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的手笔。至于《自题画石》诗，他们从富竹泉的《考室诗草》中找到了该诗，而向吴恩裕提供《废艺斋集稿》线索的孔祥泽，就是富竹泉的外孙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红楼梦论丛》第64至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集稿》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当陈、刘质疑文章的油印稿在红学界传阅的时候，胡文彬和周雷即写了一篇《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载《文物》1974年第7期。，就陈、刘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老实说，我得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才能读完陈、刘的文章。文中超乎辩论范围的用语是那样多，意气那样重，自信那样强！我本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但是做起来很困难。
今后，希望我自己和陈、刘两位，以及所有进行学术讨论的同志们，都应该以所讨论的问题为共同“攻克”的目标，把讨论的两方看成从左右两翼向难题进攻的力量。攻下了目标，解决了问题，才是胜利。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372至第3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吴恩裕的文章写于1979年6月，还未及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他就在同年12月2日遽然逝去。后来虽然又有几篇探讨《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见诸报刊，包括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写的长篇札记伊藤漱平：《论曹雪芹晚年的“佚著”——围绕“废艺斋集稿”等真伪问题的札记》，1981年第七辑《红楼梦研究集刊》译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但吴先生已不可能再做出回答了。
平心而论，无论证明《废艺斋集稿》是假，还是相信是真，都感到论据不甚充分。不过现在人们已不再提起这桩讼案了，也许是材料不足之故罢。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画像问题（1）
曹雪芹画像先后发现两幅，都有真伪问题。一为王冈绘《独坐幽篁图》手卷，像后有皇八子、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等乾隆时闻人的题咏，除一人上款署“雪琴”，其余均署“雪芹”，以此被认为是曹雪芹的画像。收藏者为李祖韩，系1923年从上海一古董商手中购得，1928年叶恭绰曾为之题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有介绍。五十年代以后，此画像再无人见过，只有照片传出，系藏主之妹李秋君的摹本。现李祖韩及其妹秋君已于1964年和1971年先后故去，画像手卷不知谁属。
红学家中，吴恩裕、吴世昌、朱南铣认为王冈绘手卷像主确系曹雪芹，周汝昌始而肯定，后又存疑。1961年胡适撰有《所谓曹雪芹小像之谜》一文，刊于香港《海外论坛》第二卷第一期，也认为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浙江籍的一位翰林。他说这一看法，1929年在上海见到该画时就与藏主李祖韩谈过。胡适的文章遭到吴世昌、吴恩裕的反驳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载香港《大公报》1963年4月19至22日；吴恩裕：《结合文献和传说来看曹雪芹》，载《图书馆》1963年第3期。，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1980年，李氏家属从发还给他们的书画中发现三页题跋，系画像上剪下来的，有皇八子永璇、观保、谢墉，陈兆四人的题诗。陈兆的题诗有“进老学长兄”的上款，另三人不具上款，当然没有“雪琴”或“雪芹”字样。这句与以往传说的题款不同，像主是否为曹雪芹，遂更加可疑。但此四人的题诗为什么要剪下？谁剪下的？画像和其余题诗现在何处？像主如果不是曹雪芹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
另一幅画像为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的范殿钧于1963年初自商丘县的郝心佛手中购得，定价5元人民币，现藏该馆。最早注意到这幅画像的是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他将画像照片寄给王士菁，转请周汝昌目验，时在1963年下半年。8月17日，《天津晚报》刊出周汝昌的介绍文章，题为《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充分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9月14日，刘世德在《天津晚报》发表否定性文章刘世德（署名时生蕤）：《曹“雪芹”画像之谜》，载《天津晚报》1963年9月14日。，提出陆绘像主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根据是他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验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尹诗系两首绝句：“万里江天气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下款署“望山尹继善”。画像为对开两叶，尹诗居左，画像居右，左上有题记五行：“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下有“艮生”、“陆厚信印”二方。论争于是便围绕曹雪芹是否入过尹继善幕，俞楚江有无“雪芹”之号，和尹继善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尹诗的诗意，画像与传说中的雪芹形貌是否相类等问题，热烈展开。
周汝昌回答刘世德的《再谈曹雪芹小像》，刊载于1963年 9月21日《天津晚报》；1964年4月5日，又撰写《雪芹小像辨》，在香港《大公报》刊出。针对刘世德提出的尹诗与陆画的矛盾，周汝昌认为诗、画原非一体，两者自成“单位”，无论从诗中描绘的“云树”、“青山”等景物来看，还是就题诗无上款而言，都证明“尹诗并非为题陆画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