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行吟 作者:宋浩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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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到广东也是万里之遥，一路千山万壑，艰辛跋涉，在路上高攀龙并没因自己遭贬谪而灰心，他其实早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不然也用不着冒死谏讽神宗皇帝了。这一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到广东时已是早秋，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是并不在乎官职卑微与否的。高攀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在县里举办一些考试，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他觉得朝廷的希望总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甚至在此之余他还惩治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个京城来的官员与平时见的很不一样，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实事。过了一段时间，高攀龙请假北上回无锡时，揭阳县的许多听他讲学跟他读书的生员都舍不得他。这到好，神宗的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三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举荐李三才入朝的事。
也是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要推补阁臣。有人建议阁臣不应该专用翰林院的那帮官员，可以从外官中选拔人才，经群臣品议后推荐充任。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刚正敢言，确实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在官场和民间都极有口碑。比如神宗派到凤阳府的几个矿盐监税中有一个最蛮横凶恶的人叫陈增，尤其是陈增的一些爪牙，成天压榨欺负百姓，由于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税官，地方官员无人敢管，李三才严惩了陈增的一些手下，一些罪名比较大的甚至将之捉拿捕杀，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陈增还有一个帮凶叫程守训贪污赃款数十万两之多，没人敢管，又是李三才站了出来，向朝廷参劾他们，终于这个程姓的贪官只能伏法，再一次大快人心。两淮地区地区发生水灾，李三才也积极请命，对灾民增加赈济，连连上书直至免除数十州的税收，这样的官员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水灾，民不堪命，顾宪成也给时任漕抚的李三才写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报，而对百姓有所接济。李三才本就非常了解这位正直的顾宪成，他写来的信自然很重视，江南的灾情时时浮现在他心头，几次三番地上书，朝廷终于也发放了救济，及时地为江南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就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里，对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了解，正当选拔官员之时，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荐。知李三才最深的，举荐最出力的当然是东林领袖顾宪成了，可是朝廷内许多齐、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内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说他如何贪赃枉法，说他如何玩忽职守如何蛮横奸诈，所有污蔑的词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都看在眼里，也纷纷上书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宦官展开辩驳，此外，顾宪成还写信给当时的辅臣叶向高以及吏部尚书孙丕阳，力证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学力行，不入内阁是朝廷的损失。人家开始怀疑你顾宪成，这么举荐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结党，顾宪成说，哪只是结党，君子之间的党光明正大以天下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祸国殃民的小人营私结党。针对宦官无谓无理的攻击，他这样说明他的用人原则：
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用人观，可是朝廷未必听你顾宪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阁与否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士大夫阶层和腐朽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那样的时代，又总是恶势力得势，比如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么办，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避开这些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辞职，这让他的反对者们高兴了一阵，而难过的是顾宪成等人，他们觉得失去这些人才是朝廷的损失，万历皇帝才顾不得这些损失，他依旧悠闲地在后宫修养着，少几个李三才算什么。
四
东林书院最初创办的初衷就是读书讲学和救国，顾宪成和高攀龙为此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规以及具体的会约仪式，与白鹿洞书院相比，东林书院的规范就显得更加细致。东林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适应了吴中地区学人商榷新知的需要，会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除了酷暑严寒，书院会定期会讲，会讲的期限是三天。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本地的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远近的学子纷至沓来，每次三天会讲的期限，张泾镇上除客栈外连祠堂庙宇，甚至周围的农户人家都被人租满了，为的就是听到顾宪成他们讲授的课。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诸名士集资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数十间公舍，让来自江南各地的学子们住宿，后来东林书院名气渐大，各地的学者也多有耳闻，有的从京城、湖广、闽浙甚至云贵赶到无锡参加会讲，也有的学者不远千里泛舟问学。在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中，由于东林名士都有着几乎统一的学术主张，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
程朱理学到了这个时候，渐渐也走向衰微。而王学也逐渐显露他的弊端，东林学派最反对的就是以那些尊崇王学而以〃学术杀天下〃的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来源，除了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外，更受到了佛学和禅宗的影响，顾宪成他们看到了这点，所以对王阳明的一些观点十分反对，比如说〃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强调的是用意念去指导人的行为，目的是要人们去掉物欲的蒙蔽，而存良知的本体，就这些到和理学无甚差别。关键是在实现〃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上，王阳明认为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问题就出在静的工夫上面，反身而诚的内省工夫实际就是〃不假于外求〃的〃自明本心〃的体悟，王阳明强调道德修养应以发自内心的真诚为前提，可是内省体悟在理论上势必就与佛教禅宗靠到了一起，走向玄虚。最后王阳明把事物的变化发展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互相矛盾的。到了晚明，很多的学人都没继承王学中的有利部分，全都走入末流，将本就靠近禅悟的王学继续禅化，空谈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而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痛斥的学术杀天下也绝非夸大之词，那群王学末流不闻国事，置国危民艰不顾，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连学风都不正的时代，那么世风肯定日下，这对于明代后期处于危机深重的国家来说，无疑会是雪上加霜。尤其是王学中的〃无善无恶〃之说，更是让有现实感的东林名士们深恶痛绝。
什么叫无善无恶，顾宪成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宣扬的是一种可是可非模糊善恶标准的理论，就这理论来说到无妨，可是为虎作伥，成了为朝廷中的庸碌腐败官员张目的工具。人家王阳明不是说了么，人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就是有再多的丑陋行径也称不上恶了。相反那些勤恳塌实为朝廷做实事的人就遭了殃，你做得再好也等于零，善和恶是没界限的。这还得了，在王学末流的曲解宣扬下，简直连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都被取消了，怪不得那帮人只能〃空则一切解脱、无所挂碍〃去了，顾宪成把王学的无善无恶归结为两个字，一是空，一是混，说他这种学问就是混淆是非的，势必会为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提供理论依据，势必会混恶为善。以善为恶，将仁义礼法等一切善的东西都归结为恶的结果。高攀龙也不放过王阳明的这个学说，抨击说无善无恶崇尚的〃无〃，其实这是大乱之道，这样的学说只能成就恶的发展，而真正摈弃了善。他引用方本庵的那句话说：〃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一言中的，高攀龙所提倡的士大夫应该有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而不是需要那群食朝廷俸禄的士大夫，无所事事不分善恶地大谈心性。顾宪成更是具体分析了无善无恶的流弊，它不但助长了乡愿恶习，也出脱了小人埋藏了君子：
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为了君子，小人一剩猖狂放肆，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