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3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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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卫尉南阳陈震也。
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孝起以前对我说李严居心刻深，乡里 认为不好接近。我以为他虽然严峻苛刻，但不触犯他也无妨，没有想到又有苏秦、张仪反复无常之事出人意料地重演，可以让孝起知道这件事。”孝起就是卫尉南阳人陈震。
＇10＇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会宠被书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凌，允之兄子也。
＇10＇冬季，十月，吴王派遣中郎将孙布诈降，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吴王在阜陵设下伏兵布诈降，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道路太远，不能自己前去，请求出兵迎接。”王凌把孙布的书向上呈报，请求出兵相迎。征东将军满宠认为这必是许诈降，不给派军队，而替王凌写了一封给孙布的回信说：“知道邪正之分，想要避开灾祸，顺应天意，脱离暴政，归顺正道，非常值得嘉许。本打算派兵迎接，可是算计着兵少不足以保卫您，兵多则事情必然远近传播。请暂且先对你的意图严加保密，以成全本来的志向，临到时机合适时再做部署。”适逢满宠接到命令入朝，临行命令留府长史：“如果王凌想要去迎孙布，一定不要给他军队。”王凌在这以后要不到兵，就单独派遣一名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乘夜袭击，督将逃走，兵士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子。
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天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窥，可令还朝，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既至，体气康强，帝慰劳遣还。
先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老迈，酷嗜饮酒，不可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明帝将要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来，著有功劳，后来镇守准南，吴中十分畏惧他。如果情况不象王凌上表所说，将被敌人窥探利用，可以令他还朝，用询问东方军事的方式考察他。”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满宠既到，看起来身体健康气色强壮，明帝加以慰劳后让他回任上。
＇11＇十一月，戊戍晦，日有食之。
＇11＇十一月，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2＇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华歆卒。
＇12＇十二月，戊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13＇丁卯，吴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13＇丁卯（二十九日），吴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年（壬子232）
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1＇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夫所顾忧。乃留建业。
＇1＇春季，正月，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又说陆逊忠心勤恳，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于是孙登留在建业。
＇2＇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2＇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
＇3＇帝受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述之，加以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 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喜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内公私烦费 ，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成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该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 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3＇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4＇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4＇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而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5＇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5＇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6＇五月，皇子殷卒。
＇6＇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7＇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8＇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8＇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9＇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9＇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 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10＇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10＇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11＇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12＇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是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无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予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12＇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反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也为大鸿胪，以忧死。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
